论抢劫罪与强奸罪客观行为的区别

通过比较抢劫罪与强奸罪两种犯罪客观行为的表现,揭示出二者的区别,特别是在手段行为方面的区别,并为司法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司法认知与推定的比较视野

司法认知和推定都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依据职权对事实进行认定的审判职权行为.在二者的比较视野中,它们虽然在使用主体、所发挥的功能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在事实认定的具体内容、方法和程序等方面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也是这两类职权行为在今后司法审判的准确适用中需要注意区分的.     

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关系研究——以司法对言论的应对为视角

言论自由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同时也能构成对公正审判的威胁,原因就在于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二者背后的价值基础的不同。出于遏制不当的言论对司法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的需要,须对公民的言论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同时司法机关自身也要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来保证立场的独立与公正,消除民众对司法行为的合理怀疑而引致的猜测性的言论,实现公民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双重目的。     

论《合同法》402条、403条的司法适用

《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又进一步拓展了我国代理制度的内容,其分别规定了隐名代理制度和间接代理制度,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具体分析其不同的司法适用条件,厘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避免司法实践中,将《合同法》402条、403条混用的情形,并且正确选择适用法律处理案件。     

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几个难点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规定的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存在诸多难点问题。正确界定“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同时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相区别,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之法律比较

在民法视野中,对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研究较少,但由此引发的纠纷却大量存在,以致司法实践中经常将二者混淆,对其作为法定免责事由的认识也难以统一。为正确实现二者在法律中不同的免责功能,在廓清其概念的基础上,就二者的区别及各自在民法中的免责效力试作阐述。     

浅谈合同成立与有效合同的构成要件

正确认识和掌握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概念以及其构成要件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我们正确认定合同法律关系及合同效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笔者将对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进行比较研究,以求促进理论上的发展和司法上的公正。     

论美国的法官独立——以《联邦党人文集》为视角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独立有助于三权分立制衡,保证司法独立,有助于正确的解释法律与维护宪法权威。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应当继续任职,不因其他非法定原因罢免。应当实行法官任职终身制与薪俸保障制度,确保其独立地开展司法工作。实践中法官独立思想得到了坚决地落实与发展,确保了法官的独立地位,有效维护了司法的稳定与公正。     

论物权行为的法律地位

通过比较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别,认为物权行为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不应当被债权行为所包涵．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共同构成法律行为的基石,对整个民法体系起了支撑作用。物权行为理论对建立、完善我国公示制度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简论刑法上的豁免与赦免

从刑法理论以及立法、司法的角度对豁免和赦免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二者各自的特征、分类,并详细论证了二者的区别联系     

英语词汇有意习得可操作的学习策略序列

针对学习英语词汇难这一问题,综合前人词汇习得研究成果,运用二语习得学习策略理论.归纳、整理现有的词汇学习策略,并使之系统化,初步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大学英语词汇有意习得可操作的、以认知策略为主的学习策略序列,旨在帮助学习者更快更有效地学习英语词汇.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限制之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与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均有关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以及因被害人方过错引发的案件,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从而使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死刑限制功能.以上文件虽然明确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应遵循“明显过错”“直接责任”“引发”这样的原则,但该原则如何界定,相关部门并未作出细化解释,实践中多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解决.在提倡量刑规范化的当下,遵循类型化思路,归纳提炼“明显”“直接责任”“引发”型被害人过错的界域,对于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的死刑限制功能,具有重大的司法意义.     

公诉案被告人不宜承担正当防卫证明责任

故意犯罪案件中,侦查、起诉机关承担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已经包括了承担犯罪动机的证明责任。正当防卫事由的实质意义在于对犯罪动机的根本否定。因此,不宜由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事由的证明责任,而应当由侦查、起诉机关承担非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