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及其方法上的困局

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主要表现在佛传、佛经、教理三个方面。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虽不乏积极性识见,但主要表现出对佛教的严重误读。宋代儒士误读佛教的原因可从方法上获得决定性解释:比较方法的偏狭性、综合方法的松散性、理智方法的臆断性、人文方法的隔离性。而这些方法的幕后支配者是严格的儒学道统立场。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宋儒应对佛教挑战的自善运动——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讨论

面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宋代儒家不仅对佛教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而且对自身进行了反省,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善自强运动.这种自善自强运动主要表现为分辨儒佛、纯洁儒林、恢复礼制、完善学理、确立方向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儒佛差异的辨识力,纯洁了儒学队伍,推动了礼仪制度的恢复,完善了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的发展方向,从而成为儒学宋代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儒士佛教观:佛、儒关系研究的新向度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大课题,然而也是一项聚讼不已的课题。就目前的现状看,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就文献、方法,还是就角度、深度等方面评估,都似乎有些老态龙钟、停滞不前。为此,本刊约请了几位在“三教”关系方面素有研究的年轻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使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春”。     

陈亮视域中的佛教--陈亮佛教观的双重结构及其检讨

陈亮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陈亮在物质领域为佛教的发展做了一系列有益的事;另一方面,陈亮在思想领域对佛教"万法皆幻"、"出世离家"等主张提出了批评.陈亮对理学受佛教影响的性质也提出了颇具启示的看法.透视在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的陈亮佛教观,不难发现:陈亮佛教观的基本形态是"经权相交",陈亮佛教观的基本性质是"儒体佛用",陈亮佛教观的主要偏失是对佛教的误读和对理学受佛教影响把握的欠完整性.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大慧宗杲视域中的儒学本源、工夫与伦理

正入宋以来,传统儒学进入建构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新阶段,为促进新儒学的塑成,宋代儒者对佛教进行了全幅地认知、理解与评价,以吸取佛教资源。同时,对于宋代佛教而言,如何在新时代下从佛学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与重构,已成为宋代僧人的时代任务。临济宗杨岐派的大慧宗杲禅师正是援佛入儒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宋钦宗赐号"佛日大师",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市)人,临     

两晋南北朝儒士排佛思想探微

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士对佛教排斥范围之广、排斥之尖锐,前所未有且后不能及,焦点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因果报应、神不灭说以及不敬王者之上.体现了涉及广泛与表面着力、道士参与与双面夹击、咄咄逼人与迎合淡化、对立交涉与初步融合四个特质.概言之,儒家对于佛教的排斥与利用,佛教对于儒家的依附与吸收,构成了这一时期儒、佛关系的主要内容.     

儒士与侠气

秦汉以来,儒士逐渐成为"士"之主流,由于稳固的帝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部分儒士偏离了先秦的儒家精神,其思想与行为发生了种种变化:法家化,庄禅化,杨朱化,学者化。而秦汉以来受到多种压抑的侠士,逐渐边缘化,但是,"侠气"——一种精神气概、一种人格特质,却在社会中弥散存在,并且与儒士的思想与行为纠缠,一些儒士成为"侠气儒"。这种"侠气"养护了先秦儒家思想一些可贵的因素,而且,两宋以来,"侠气"却吊诡式的可以成为"君子"的构成性质之一。特定层面的儒侠互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意义。     

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     

耶合释道:利玛窦对中国佛教早期传播经验的借鉴

一　　利玛窦对待佛教及佛教僧侣的态度的变化 ,是很值得品味的。 1 583年 ,利玛窦一到中国就穿上僧服 ,以“和尚”自居 ,1 595年 ,利玛窦在脱下僧服换上儒服两年之后 ,公开对佛教与佛教僧侣进行攻击 :“(僧侣是 )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 ,既无知识又无经验 ,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1在排佛的同时 ,利玛窦竭尽所能地接近儒士 ,苦研儒家经典。对于利玛窦的这一变化 ,以往的论者只说利玛窦发现佛教僧侣在中国的地位…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北宋新儒学先驱范仲淹的佛道情结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儒学先驱。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北宋政治军事、思想教育诸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印上释道色彩,再加上从小的佛教熏陶,方外人士的交游启发。自己对佛教的体认及其屡遭贬谪的经历都促使范仲淹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与认可,使其思想具有佛道情结。虽然这种接受与认可是站在理性的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也促进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唐代墓志中的纯儒形象与思想研究

在唐代士人“二元世界观”的大环境下，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服膺儒学、排斥佛道的“纯儒”士人。尽管从已发现的墓志看来，纯儒士人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也正因为如此，纯儒的形象与思想才显得更加独特耀眼。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在这些寂寂无名的纯儒士人中也不乏发端或者回响。如果将唐宋变革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继东周之后的又一次哲学突破，那么纯儒便是正统儒学的捍卫者和异端佛道的排斥者，在这场突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儒的佛教识度与儒佛关系

正关于宋儒的佛教修养问题,历史上有过观点完全相左的评判,这种相左的评判逼迫我们思考:宋儒的佛教修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宋儒对佛教的评价是否准确?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的关系予以参考性判断。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儒的佛教修养有过这样的评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     

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对于"原儒"工作,"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研究具有新的意义。"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儒教士"的精神类型,体现为"神义性"的天命信仰与"道义性"的圣教观念的结合,并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加以调适。"儒"之历史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是西方学界近期研究的热点,笔者做出了批评性的回应,并对"儒"之身份的区分及其译名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