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

作为对“族际主义”取向的替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但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提出阶段。根据边疆问题性质和影响的范围来确认“区域”所指，超越了“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中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内涵，这种认识与思维以及体现出来的治理思维称之为“域际主义”取向。与“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对比，“域际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理念、范围、主体与方式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域际主义”取向推动了“区域主义”取向向前发展，促进了对边疆治理内涵的整全性理解。     

欧盟体制的演变与未来

从静态的角度看,欧洲的国家体系或欧共体体制存在四种模式之争:大西洋欧洲模式、联邦式欧洲模式、邦联式欧洲模式和无政府主义欧洲模式。从动态的角度看,欧共体/欧洲联盟体制的形成有着欧洲体系、冷战体系和全球体系的三重背景。其体制的发展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两个阶段。冷战阶段的欧共体体制中超国家的一体化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而后冷战阶段的欧洲联盟则开启了政治上的一体化。欧盟的体制具有超国家的联邦性质,同时具有联邦与邦联的双重特征,是一种多元复合、多重治理的体制。尽管欧盟体制的未来发展具有体现超国家的联邦主义和体现国家主权的邦联主义的两个不同方向,但毫无疑问,欧盟的体制未来更具有宪政主义的特征。     

民主与腐败治理:一个经验研究综述

能够有效地治理腐败常常被认为是民主重要的工具性价值,但目前的经验研究表明民主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民主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够有效地治理腐败.民主的水平、民主的经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民主治理腐败的效果.本文在对民主与腐败治理关系的经验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民主治理腐败机制的一般解释框架.     

会聚伦理:研究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随着“会聚技术”的产生,一个全新的科技伦理学研究领域——会聚技术伦理悄然兴起.在关于发展会聚技术的激烈争论中,技术进步主义过于乐观,而技术保守主义过于谨慎,两者都有可能走向极端.如何使会聚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沿着人类福祉前行而不偏离发展轨道,是不能回避的重要话题.所谓的会聚技术伦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门关于未来可能世界伦理风险的伦理.最后,评述了会聚技术伦理所面对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基于认识论视角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选择

基于可知论、不可知论以及话语游戏论这三个方面的认识论导向,公共行政研究将呈现出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和治理主义等三种理论范式选择,在范式转换的理论视角下,公共行政活动逐渐从以权力主导为标志的权威管制模式转换到以权利交互性使用为标志的社会治理模式。     

治理理论:一种调适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治理理论已经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视角.本文从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角度分析了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论证其为一种调适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而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理论假设、核心问题和治理的行为体、单位及类型等,并探讨了治理理论的新发展——整体性治理及其科学哲学基础,和在义务教育领域中的运用.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投资者积极行动主义:能否改善小股东"理性冷漠"

在美国公司的股东传统上倾向于一种"理性冷漠".由于所持有的股份数量较少,以致他们不能对公司投票结果产生影响,并且为决策而收集充分的信息过程中,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于是,他们就采取一种所谓的"华尔街规则"(It was easier to switch than fight).在过去大约15年中,越来越多的评论人士和投资者积极行动主义者们已经声称,机构投资者不断上升的重要性,通过授权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将会有可能重塑公司治理的绩效.股东行动主义将会对具有很多优点的董事会优先主义的根基构成威胁,同时,股东行动主义也不能产生相应的收益.所以,那些扩展股东公司治理权利的法规建议,其效果是令人怀疑的.     

城市治理理论的“双重流变”与融合趋向

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推动了城市治理理论的发展。多年来,城市治理理论沿循"地理单元指向"与"公共权力指向"两个维度,分别展现出从大都市政府理论到尺度重构理论、从权力控制到城市发展模式转向的演进路线。在合作治理框架内,制度性集体行动等理论的提出,隐约显现"两源合流"的迹象。总体看来,城市治理理论各流派前后相继更迭,最终趋向多元合作。尽管各流派大多接受"多元主义"的理念,深受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融合的影响,但是新自由主义强势主导的态势,使城市治理理论深刻展现出"多元精英主义"的本质。当下应深入认识不同流派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经验,创造"中国化"的城市治理理论。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伦理基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些文件通常采取“原则主义”的策略,通过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伦理共识进行清单化的列举。这种策略固然有益于回避争议、促进协同,但也难免在具体情境中陷入概念模糊和自相矛盾。为了明晰概念、澄清语境、促进对话,本文搜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88份原则文本,在伦理学理论脉络中定位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题和相关主张。研究发现治理原则围绕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在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现实情境中,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系统的问题域。推动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需要在静态的对话框架之上进一步构建动态的规制措施,而整合原则文本的伦理基础和治理框架,有助于推动抽象的伦理主张转变为具体的治理实践,以应对复杂现实情境中的道德选择和行动需求。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

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更是连片特困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难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片区内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参与,需要政府与社会的联动,因此目前,必须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设计为核心、以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组织机构为保障,推动片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解决片区生态环境治理危机。     

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

作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全球治理无论是其取得的成就还是暴露出的问题,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急需对全球治理进行反思,即全球治理既要坚持全球主义的基点,又要充分认识国家的主导作用,克服参与与责任赤字,体现公正与法治。在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上,应倡导深度全球治理、有效全球治理、理性与和谐的全球治理。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美国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经验及其启示

美国是当今世界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最为积极的国家,其许多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文章通过分析美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及效果,总结了美国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推动中国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走向“股东积极主义”的几点建议。     

社会资本:自主组织和治理理论的脊梁和软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以社群协商为预设的寓公共选择于新制度主义中的研究方法,找到了社会资本这个切入点,找到了社群这个载体,从而在私有化与利维坦之间开辟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三条道路,形成了自主组织治理理论.这个理论以制度分析为框架,以社会资本为支撑,但也因未厘清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作用而限制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不过瑕不掩瑜.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积极创造条件来运用这一理论.     

地区间主义与欧盟:全球行为体之锻造与实践新途径

欧盟是一个全球行为体,这是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强调欧盟作为一个新型的国际行为体所运用的新方式及其所产生的新影响.地区间主义肇始于欧共体早期的对外关系,发展于冷战后欧盟的外交政策.它是欧盟借以巩固并提升自身地区性,进而增强其行为体属性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欧盟参与全球治理,谋划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径.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指数化

在全球治理中,社会逻辑是显性逻辑,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则是隐性逻辑.社会逻辑在全球治理理论中占有核心位置,而国家逻辑却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鉴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笔者提出一种共和主义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观.指数构建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组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就这一指数的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化、权重设置和计量模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SPIGG指数的创设可以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把中国知识传递到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