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又快又好”与“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

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发展理念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实现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理念更加成熟的体现。     

基于多维视角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探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自局部执政以来的治政思想与执政哲学,承载着中共长期执政的核心价值与历史使命。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归纳法、比较分析法等基本方法。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研究的学理性发展对于深度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研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从执政理念视角解析党以民生为本的价值取向

以民生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最核心的执政理念,因为这一理念清楚的表明了我党的价值取向。坚持以民生为本深刻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理念,科学发展的理念,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理念,忧患意识和执政安全的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必然

执政理念隐含在政党的执政活动之中,并通过各种执政活动回答"为谁执政"、"怎样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目的(为谁执政)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手段(怎样执政)的运行结果;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长期执政)的重要保证.     

重思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

执政方式是我们党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执政理念转化为执政实践的关键,它对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全面执政方式的历史变化,论析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建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当今要继续执好政,关键是执政方式必须科学化。     

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人本表达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执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的发展观,其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三者全面发展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和发展。     

新一代领导集体执政理念研究述评

确立什么样的执政理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所必然面临和必须解决的“怎样执政”、“如何执政”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这包括“执政为民”、“自主创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充分展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智慧和才智。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观的探索

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在发展观这个问题的探索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逻辑与选择

本文旨在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维度上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逻辑和途径.首先以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新的时代背景和执政条件为切入点,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是在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前提下转变执政理念、体制和方式,特别是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要进一步实现由"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变.这就要求把"为人民执政"与"靠人民执政"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民本与民主、民享与民治、为民作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推进以现代民主政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论政党的执政模式转变与中国共产党的选择

推进执政党执政模式的转变,就是要推进其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转变,就是推进其从管理型执政向服务型执政模式转变。这种转变是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提高执政能力、维护执政地位的需要。服务型执政模式的形成,要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形成党政分开的执政体制;运用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方式体系。     

转型期农村党组织执政权威弱化成因刍议

执政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与实践中考验出来的,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农村党组织的执政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党执政资源流失,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农村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是造成农村党组织执政权威弱化的主要原因。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都是贯穿执政党建设始终的重大问题。党的各方面建设 ,最终都要体现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上来 ,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上来。党的执政能力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程度。因此 ,应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统一于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 ,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目的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党建的重大课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都是贯穿执政党建设始终的重大问题。这是由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迫切需要;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执政地位变化的内在要求;是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深刻启示。     

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精神

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历史,她始终代表着世界和中国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并成为自己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党的四代领导集体,都把文化建设提到立党、执政、治党核心价值理念的高度,精心构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作为党的文化精髓的文化精神,凝聚了现代和当代先进文化核心理念、价值主导的精华,进而引领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辉煌。笔者认为,党的文化精神是由其理性精神、哲学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构成的辩证统一的有机系统。     

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执政是在社会-政党-国家的政治架构中进行的。任何政党要能有效、合法地执政，必须选择合理、科学的执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我国迅速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一方面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为党的科学定位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适应公民社会的兴起，执政党需创新其执政方式。新时期，创新党的执政方式，要合理规范党政关系、践行民主执政、实行依法执政、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     

试论不起诉之自由裁量权

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惩罚性向惩罚与教育并举的方向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带上法庭受审不是最终目的,在起诉阶段进行分流的主张已得到法学界的广泛接受。这就是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从理论和立法方面进一步确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价值,使不起诉裁量权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相适应是法学理论界面临的任务。     

探索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能力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关键因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连接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总结党执政的经验、探索执政的规律、提高执政水平。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