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     

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

在北宋晚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王韶之子王厚在西北边陲出生入死,立下了显赫战功,但其军事活动及其功绩多被忽略或者否定.王厚之所以能成就功业是与宋王朝的政局演变息息相关的,而要准确定位和评价王厚的军事活动并非易事,除了要考虑在“重文轻武”、百般猜忌和防范武将的宋代,武将尤其是名将要建立功业很难,特别是在北宋覆灭的惨痛现实及由此形成的主流价值现的影响等因素外,还要考虑当时的政局变化.     

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

狄青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代名将，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是当时颇有作为的军事将领。但由于北宋统治集团长期奉行“重文轻武”、“以文驭武” 的政策，特别是到宋仁宗朝这一做法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狄青屡遭压制和打击，最终被迫害致死。透过狄青的种种遭遇，可以窥见北宋中叶武将的社会地位急速跌落的境况。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北宋雄州守将系年

雄州为北宋最北之边疆重镇,北临契丹.其守臣均为武将.雄州守臣的举动,往往起到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因此朝廷选任守臣便尤为谨慎.今将本州守臣列为年表,以供研究宋史者参考.     

政事·身份·家道：唐代李复治理容州的历史书写

皇族李复治容的事迹本末，详载于同僚李牢草拟、史官于邵撰定的石刻碑文《唐检校右散骑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颂》。然而，《旧唐书》本传既隐没其治事，十者存一，令其治疆政绩不彰，又与后来的《新唐书》《资治通鉴》一起贬抑武将身份及武将世家的政治作为，共寓“债帅”之讥。五代北宋“义理化”的正史叙事整体偏离“节帅”治边之“信史”,它是唐宋以降新兴参政士人建构“崇文”合法性的书写实践。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

归明人是北宋蕃汉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北宋官方话语中,泛指所有投归赵宋政权的少数民族人口.北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归明人采用了既优待又限制的双重法律控制措施.其中,法律优待以赐田、授官、收恤为中心,法律限制则主要体现在人身控制方面.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受民族关系的影响而富于变化,在变化之中又存在着官方实践与表达相背离的现象.通过对北宋归明人法律控制之法的考析,可以窥见北宋发达且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法制.     

浅议北宋军事管理体制中的过度制衡——以“杨业之死”为视角

北宋在军事管理体制的设计上具有过度制衡的特点,其表现为解除大将兵权,将兵权一分为三,遥控将领作战,扩大监军权力,职官设置上以文抑武,禁军驻地兵将分离。这种对武将的过度制衡,使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研究这种制衡对我国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如权力制衡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权力制衡不能以违背规律为代价,权力制衡不能以选拔庸才为代价。     

北宋士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原因探析

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为士人群体的壮大乃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士人阶层更广泛的参与政治及改变自身命运,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