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想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为满足农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利,由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参与而形成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资融资体系、供给体系、绩效评估体系等方面的总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灌输模式"到改革开放后"部门供给模式"的变迁,而这两种模式现在都已经无法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多元参与合作模式"成为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想模式。其中,政府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民间组织、文化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     

公共参与视角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型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顺应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公民环保意识不断觉醒的大背景下,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大趋势.与传统的生态管理体制不同,“生态治理”强调更多的是生态建设目标从单一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四位一体”方向转变;生态建设模式从行政主导向合作共治转变;生态建设手段从刚性命令式向柔性协商式转变.公众参与的理念、方式和路径对于中国在处理可持续发展和进行大国治理等难题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是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以环保公共参与为突破口推进生态治理转型,需努力构建实现治理结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功能水平等方面的科学布局合理配置,从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福祉、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的对策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由集体组织提供,农民以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来获得生活保障和各种公共福利。但农村集体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带来诸多局限,现代农村农民所需的公共服务也远超出了集体组织所能涵盖的范畴。在政府能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采取以政府供给为主导、其他主体为辅助的供给模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顺利转变,必须要进行配套制度联动改革,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格局。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健康中国背景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基于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促进公众健康有效参与已成为国际健康治理发展的新趋势。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健康乡村存在健康需求整体化、时序重心前移化及治理实践场域化的三重逻辑，迫切需要农村健康治理的创新转变。目前，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存在观念、空间及效果保障三方面的缺陷，并引致多种不利后果。究其原因在于存在健康管理方式“路径依赖”、基层政府健康治理能力不足及立法制度建设缺位等问题。为此，应通过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的观念重建、空间重塑以及制度重设，重构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试论汶川地震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善治——兼论抗震救灾新模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汶川地震牵动全国,震惊世界.面对这场特大灾难,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抗灾热情,社会各阶层同心协力、积极行动,一个较为典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图景跃然展现.本文在协同善治的视阈中,阐述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协同善治,并着力构建以灾区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多中心治理主体(政府、企业、NGO组织、志愿者、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等)互动合作的抗震救灾新模式--简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协同善治模式.     

面向农民的农村改革与治理逻辑——来自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改革的考察

“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有力见证。通过对安顺市1951—2022年农村治理变革的考察发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呈现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产生改革动力、以农民利益为根本制定改革目标、以农民参与为核心贯穿改革过程、以农民满意为宗旨形成改革评价”等四个特点。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有效进行,其治理逻辑在于政府往往以政治吸纳农民关注改革、以情感强化农民认同改革、以授权组织农民参与改革、以利益激励农民支持改革。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改革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使政府与农民、效率与公平、帮扶与内生的关系更贴合时代发展要求,也更突出农村改革的时代价值。     

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探讨

文章在阐述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价值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设想:一是政府主导下的"主体共治"型模式,主要讲不同层级责任主体在体现政府"主导"时,通盘考虑利益与成本公平分配以及权责边界;二是市场主导下的"合作共治"型模式,"政府并不保证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只能保证公共产品被提供";三是民间主导下的"契约化共治"型模式,在社会治理框架下,生产方、供给方、消费方形成公共文化从生产到分配、到消费的一种契约交易体系。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中国城市治理困境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与效果分析

公众参与是城市民主治理的主要形式和核心内容,在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和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时期,城市治理陷入双重困境.作为城市管理的单一主体,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已不能满足公众急速增长的需求,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要求愈发强烈.目前,正式参与机制的形式化难以真正实现公众诉求,公众的非正式参与压力对城市治理产生的正负效应则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亟须转型.建构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取决于立法、授权、参与途径等多个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是城市走向善治的基本保证.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关系驱动、资源赋能与空间重构：农民渐进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主体,其主体作用的发挥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社会关系网可以使农民快速建立连接,并通过在地化“中介”、乡村文化精英以及本土文化仪式等,提升农民参与意愿,实现农民从无参与走向旁观式参与;乡村资源禀赋影响着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包括物质资源、文化资本以及象征性资源,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实现农民从旁观式参与走向实质性参与;空间重构关系着农民参与的整体生态,通过物理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打造统一的乡村文化空间,实现农民主动持续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此,要唤醒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提升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修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生态。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逻辑审查与实践选择

当下,我国环境治理已由政府监管企业的二元模式阶段转向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应然逻辑和制度实践随即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判断出现了理论与悖论、民主观与利益观、结构主义与个体理性等多重争论.重新从环境治理中公众与政府关系切入,将其视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基点,进而对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进行审查,并建立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众与央地两级政府的合作治理策略,未来实践中,应重点以参与意识培养为导向的环境教育体系改进、以参与成本降低为导向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和以参与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保障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