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

历史上,傈僳族没有文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傈僳族人采用了多种原始记事方法。根据记事所采用的基本原则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实物记事和符号记事两种。实物记事,即以实物来记录数字、决定、意见或感情,傈僳族使用石子、玉米等实物计数,并发展出了树叶信这一实物记事的最高形式。所谓符号记事,是以物件为符号标志或物件上做出一些符号,用以记事或传递信息。傈僳族的符号记事主要有结绳和刻木两类。结绳多用于记录数量、日期等,刻木则着重于记录契约。刻木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刻木信。20世纪20年代起,傈僳族地区出现了多种文字,原始记事方法逐渐消失,至今已不再使用。     

对黎族合亩制地区普及初等教育的一些设想

海南五指山周围的黎族地区,由于“山高皇帝远”,受汉族封建制度影响较小,直至解放前,还保留着带有原始公社残余的合亩制。在这里,“踏遍青山无学校,只闻鸟声无书声”,人们靠“刻木记事”、“结绳记数”。解放后,合亩制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政治上摆脱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经济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生产逐年发展;教育上,从汉族地区派来了许多知识分子,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如今乡乡有小学,区区有初中,合亩制地区人民愚昧无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合亩制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速度与汉族地区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据调查,琼中县毛阳区,1983年全区拥有的高中生仅占总人口的1.33％,初中生占人口的7.54％,小学生占总人口的23.2％,12周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8.8％。教育的落后,造成了     

黎族的母权制遗风

广东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由于交通闭塞,特别是历代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长期处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的原始状态,古代母权制的种种遗风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中叶。现就黎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风习,结合民间传说和汉文古籍中有限的记载,作一简略介绍,并藉此说明黎族和一切文明民族一样,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     

明绍兴府“古小学”考

1988年11月,为刻“重修王阳明先生墓碑记事”,在绍兴市区飞来山上发现一块记载明代绍兴教育事业的碑刻。石碑二面凿刻,正面凿刻文字,平底阴文,寸方楷书,碑题是《绍兴府舌小学学记》,通高150厘米,宽84厘米,厚21厘米;碑阴为线条浅刻“古小学”图版,画面刻于石碑的上半截。高74厘米,宽80厘米。现考释如下:     

中国历史档案沿革初探

我们伟大的祖国素以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著称于世.档案的沿革,源远而流长.正如周恩来总理生前所指出的:“中国的档案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我国档案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独特的沿革内容,兹略述如下: 一、结绳、刻契记事我国远古时代没有文字,人们的社会交往,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语言不能传达到较远的地方去,并且也难以持久地保存下来.为了适应向前发展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生产需要,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     

中国古代书籍形态的历史演进

一、书籍形态的胚胎——“金石之书”书出现子文字产生之后,因而上古时期只有胚胎形态的书。当时,记言记事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有的刻在铜器上,也有的刻在石头上。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中主要的胚胎形式。 1.书籍的胚胎形式之一:“青铜书”。在青铜时代,铜器极为珍贵。有鼎、尊、壶、盘、盂、刀、矛、戈、剑等。大奴隶主和贵族,凡遇需要     

黎族民歌的多彩曲调

黎族是我省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白沙、保亭、乐东、琼中、昌江、东方、陵水、三亚和通什市境内,也有散居在自治州毗邻各县的一些地方,因此,黎族民歌的分布也主要在以上地区。黎族和我国其他的兄弟民族一样,擅长歌舞。他们的民歌有着丰富深刻的感情和优美动人的曲调。黎族民歌直接反映了黎族人民生活各方面的丰富内容,它产生在黎族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是黎族人民天才的集体创作。表现手法朴实形象,风趣诙谐的黎族民歌,是我国各族民歌百花园中绚丽夺目的一枝。黎族是由“黎”、“杞”、“侾”、“本地”“美孚”等几个支系构成的,由于他们各个支系之间的居住环境、风俗习惯、语言等等的差异,形成了黎族民歌多姿多彩的风格。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中小学教育调查

金秀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中部的大瑶山主脉上,面积约2080平方公里,境内高蜂林立,层峦迭障,森林密布。全县平均海拔一千米以上,是个交通不便的高寒山区,是瑶族最多的多民族的地区。瑶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50％以上。解放前,金秀教育事业非常落后,瑶族人民的绝大多数陷在文盲的深渊里,处于“刻木记事”的愚昧状态中。解放后,1951年开始创办学校。1952年成立自治县时,全县有小学66间,1954年金秀各族人民有了自己的中学,这一年秋天,建立了大瑶     

四种明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辨

建安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是历来学者公认的宋代名刻之一,上海涵芬楼《百衲本二十四史》即据此刻本影印。黄本《史记》,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木记,目录后有“建安黄氏刻梓”篆文双行木记;宋讳缺笔至惇字。考宋光宗赵惇,兼讳敦、弴、錞、鹑等字,可见此书当为南宋中叶宁宗庆元至嘉定年间(1195至1224年)刻本。     

海南黎族国内研究综述

海南是黎族的主要聚居地,20世纪初至今,海南黎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纵观国内的学者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国内黎族研究兴起,对黎族“志”和族源的探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黎族研究,沿着“志”、“史”两条线索展开;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黎族研究蓬勃发展,多领域、宽视角的民族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意识形态的"退却"

"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青睐的"意识形态"研究好像退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本文试图在阐明"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辨析二者差异、互补关系的基础上揭橥"意识形态"在现时语境下的"改头换面"。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神似译作——倾“力”打造

根据格式塔学派关于"结构同形"的观点,本文认为,引入"力"的概念能为"以形传神"的讨论铺平道路,即文学翻译要做到"神似",就必须充分考量原文的"神"力,"意"力和"形"力,并力争使三者融合.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矛盾人”论——兼谈“斯密悖论”

“斯密悖论”至今仍没有得以解决；“矛盾人”观点在探讨人自身矛盾显著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方法论缺陷；通过对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牲、善与恶、义与利等具体矛盾形式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因，并试图以“矛盾人”解答所谓的“斯密悖论”。     

致使义“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借鉴"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理论来分析致使义"把"字句的整个句式语义,可以发现致使义"把"字句中作为施事或当事的"把"字宾语却具备了"原型受事"的"非意志性"、"变化性"和"受动性"特征。     

论实践“三个代表”与“三讲”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建党纲领和行动指南."三讲"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共产党人要忠实实践"三个代表",必须做到"三讲".     

“神”与“逸”、“风骨”与“北宗”论

有些论家立“神刚逸柔”之论 ,未为确论。“逸”之“柔”并不会必然引出其对立面“刚”与“神”的必然联系。“北宗”论家与绘画的审美追求 ,与《文心雕龙·风骨》篇关联紧密 ,都属于“势”体系的刚性美系统。在绘画中“逸品”的生发、成熟 ,也正是刚性美系统衰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