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与洋务运动的兴起

夏东元、刘学照所撰《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一文,在述评洋务运动兴起原因和目的时,提到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日:“洋务运动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目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它“是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一曰:“洋务运动是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发生”的,“封建主义衰败和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才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基本原因”。它“不是中国封建势力与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唐·唐人·大唐街——读史札记之一

宋代以后,下迄近世,外人习称中国为“唐”,“唐人街”之称,更为世人所熟知。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汉威令习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行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不但外人称中国为“唐”,即中国人在海外者亦自称为“唐”。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说:“交趾……王系‘唐’姓。”所谓“唐姓”即中国姓。又说,“占城……‘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所谓“唐人”即中国人。交趾、占城皆东     

关于《荡寇志》

以《水浒》七十回本“续书”面目出现的俞仲华的《荡寇志》,又叫《结水浒传》,这是一部彻头彻尾歪曲《水浒》和诬蔑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起义的反动古典小说。如果说,《水浒》写的是“官逼民反”、“除暴杀官”,《荡寇志》写的则是“民反官剿”、“荡‘寇’救官”;如果说,《水浒》处处阐明:“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有余‘盗’是公”的真理,把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看作是“替天行道”,并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正义斗争,那么《荡寇志》则是以反动观点阐明:“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的歪理,诬蔑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是“聚众暴乱”,是“乱臣贼子”,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官军,歌颂为“除暴安良”。《荡寇志》这部反动小说是披着艺术盛装出现在我国古典文坛上的。诚如鲁迅所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很明显,对《荡寇志》这样反动作品全面彻底地进行分析批判,将有助于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反动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是怎样通过文学艺术这个武器来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蒙骗人民群众,并从而千方百计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服务的。这篇文章只是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的尝试。     

享者,亨也

蒋寅同志的《‘享’乎?亨也》(载本刊1981年第二期)认为,《典论·论文》中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应解释为“家里的破扫帚,(看得)和千金一样”,此见甚是。然而蒋文又据胡克家《考异》“‘享’当作‘亨’”,称此“享”字“为后世改也……此处作‘享’实难解。”对此笔者则不敢苟同。近人黄侃曰:“‘享’、‘亨’古皆通作亯。”今查“享”一般写作“亯”,然亦有写作“(?)”的,下面正是“子”。又见《集韵》:“亨……古作‘亯’、‘(?)’。”隶变以后则统一写作“享”。“亨”字的出现是后来的事。对此,清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七《墨子·叙》中曾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说:“‘享’字隶字作‘享’;又省作‘亨’,以为亨通之‘亨’;又转为普庚反,以为亨煮之‘亨’。今经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 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一部书的小范围,认为是“百中之一二”现象,这是不。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释“阿缟之衣”和“越葛钱绢”

“阿缟之衣”,语出李斯《谏逐客书》。前后文是:“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对“阿缟之衣”,一般是这样注释的: “阿缟:东阿县(现在山东省阿县境)出产的绸子。”(《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把“阿”解释为。东阿”,其根据,大约是《史记·李斯列传》裴骃《集解》:“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然而,徐广、裴骃的解释是错误的。王念孙对此曾经作过认真的考证。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释器》“婀缟致(素勺),练也。”条下说:“婀……字通作阿。《列子·周穆王篇》及《淮南子·修务训》并云:‘衣阿锡曳齐纨。’高诱注云:‘阿,细縠;锡,细布。’《汉书·司马相如传》:‘被阿锡揄紵缟。’张(按:指张揖)注云:‘阿,细缯;锡,细布。’《史记·李斯列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徐广《音义》云:‘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案:徐说失之,阿缟皆细缯之名,非以其出自东阿而谓之阿缟也。’     

嘉靖“倭患”探实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明中叶,倭寇侵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抗倭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这个结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接受。但事实上,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这一论断,曾被“四人帮”肆意歪曲,作为他们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四人帮”之所以这样搞,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从理论上怎么正确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7页);第二种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权利;第三种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原意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     

用系统的观点看“低谷”

1989年,黄宗忠教授陆续发表了《试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如何走出“低谷”》、《八十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等文,以敏锐的观察力率先提出了“低谷论”的观点。他认为“从1985年开始,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开始走入‘低谷’,1987 1989年,这种‘低谷’现象已经很明显了。”并进一步对“低谷”进行解释说:“所谓‘低谷’就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陷入困境。‘低谷’是与‘高峰’相对来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十)

《后汉书·光武帝纪》:“秋七月丁酉,幸鲁国。复济阳县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鲁。”《校勘记》云:“‘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鲁’汲本、《集解》本‘丁酉’作‘乙酉’。按:是年十一月丁未朔,无丁酉、乙酉,疑‘己酉’之误。”余按:是年十一月丁未朔,七月己酉朔,七月也无“丁酉”日也。《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作“冬十月丁酉,上幸鲁国”,是也。十月丁丑朔,丁酉乃第二十一日。《通鉴》卷四四:“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鲁;冬,十一月,丁酉,还宫”,亦误。《后汉书·光武帝纪》:“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     

《〈诗·召南·殷其靁〉新解》商榷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鲍昌同志的《〈诗·召南·殷其靁〉新解》。文章说:“此诗究竟写的是什么?《小序》云:‘《殷其露》,劝以义也。召南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其意是说,本诗写的是召南大夫为了王事远行在外,奔波劳累,不得休息,他的妻室‘闵其勤劳’,遂写此诗‘劝以义’。这一说法与《毛传》概同;《郑笺》,孔颖达《正义》因袭之。至朱熹《集传》,更进而断定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到了清代以严谨之朴学治《诗》者如陈奂,马瑞辰等人,亦未提出异义。然而,他们的理解实在是错误的。”接着鲍昌同志对本诗“逐字逐句”进行了“考释”,然后,得出结论说;“《殷其靁》这首诗,决不是召南大夫之妻向其夫‘劝义’之诗;正相反,它是一首周代普通人民     

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质疑——与史国瑞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年第二期,刊有史国瑞同志的《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一文(以下简称“史文”),其中提出了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这是关系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必然要引起读者的注意。但是,倘对文献材料进行一番全面的分析,就不难发现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从引文谈起。 “史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义和团既以‘扶清灭洋’为宗旨,就 必然恃武力反对或镇压其他组织的反清活 动。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九○○年七月中旬, 围攻北京公使馆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形势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