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主体居民先进文化、经济的影响,以及唐王朝制度化的管理,河朔少数族移民普遍选择了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基层社会组织也与汉人趋同,部落组织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淡出,趋于消失.所谓"河朔胡化",实际上是少数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中,尚未消弥的尚武特质,因为边防形势与割据时期征战的需要,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他们遗存的特质藉他们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又对河朔社会部分汉人上层人士产生了影响,但这并不是河朔文化习尚的主流,也不能使河朔地区思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或者改变移民融入汉人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

于鹏杰同志的<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使得许多民族自愿或不自愿的采用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并导致了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困惑.如此评价,实有误解乃至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嫌疑.新时代族群认同的困惑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而是在于"族群"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民族、族群认同表现的多样性.     

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与北方汉人宗族的复兴——以鲁中山地的军功家族为中心

金元之交,北方汉人宗族最先兴起于军功家族.他们利用“根脚”和“承荫”,在墓碑上刻写“宗派之图”,建立了同宗共祖的血缘组织.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集中在鲁中山地出现,反映了北方汉人从祖先崇拜向宗族意识的过渡.汉人宗族在蒙元统治下争取权利,利用碑刻记录宗支世系和分派,表现出与南方地区不一样的谱牒类型和特点.元代迄清,北方宗族组织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山东地区提供了可资证明的实例.     

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刺家族为例

本文根据<雪楼集>和<元史>,考察了乌伯都剌这一色目人家族的仕宦经历、与汉人关系及其家族婚姻之特点,并分析了该家族华化速度缓慢的原因.     

“汉人八种”新解——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

"汉人八种"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其中包括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元代的八种民族名称,历来为研究民族关系的最重要史料之一。20世纪初,日本学者箭内亘指出,"汉人八种"中竟然遗漏了汉人本身,也没有包括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他认为应补正为"汉人十种"。陈寅恪先生根据"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与"竹温"是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指出"汉人八种"并没有遗漏汉人,批驳了箭内亘的说法,同时提出"汉人八种"可能抄自某种蒙古文资料的设想。本文在陈寅恪与王国维二人的工作与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1)"汉人八种"是元朝统治者对境内使用汉文的各民族的统称,并不代表这些民族本身都自我认同为汉人。(2)"汉儿"是辽金两代华北人民的自称,也是宋人对他们的称呼;而宋统治区的人民北人称之为"南家""蛮子",元统一之后被称为"南人"。汉人与辽金元统治者的关系较南人更密切,与南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汉人八种"中不包括南人是自然的。(3)记入"汉人八种"的族名,除了"竹因歹"与"竹温"为蒙古语对汉人的称谓之外,本文将前人未曾涉及的族名"朮里阔歹"订正为"朮里阇歹",即jurjidai(女真),并将"竹赤歹"订正为"竹儿亦歹",亦即jurjidai(女真)的音译。本文再根据韩儒林先生对于"蒙古七十二种"中的部族名称重复登录的讨论,提出"汉人八种"中的"竹因歹(汉儿)、朮里阔[阇]歹"与"竹温(汉儿)、竹[儿]赤[亦]歹"同样重复的看法。(4)本文指出,既往研究视野多仅限于"汉人八种"本身,限制了对问题的认识。在陶宗仪原书中,"汉人八种"是"氏族"条的部分内容。"氏族"条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余三部分分别为"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与"金人姓氏"。本文进而提出,这份氏族名单与元代科举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两榜有关,应当产生于对举子进行氏族登记的过程中。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辽金时代的所谓“汉人”，是特指辽朝境内以燕云十六州人口为主的汉族人民。由于长期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汉人”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貌，以致于使他们的民族归属难以被认同：宋人不承认他们是汉人，视之为“蕃人”；而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却仍将他们看作是非我族类的汉人.“汉人”自身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宋人对他们颇多猜忌和防范。金朝前期，“汉人”的民族地位和政治势力明显优于“南人”，海陵朝以后，“汉人”势力最终走向衰落。     

历史记忆、国家意识与族群互动——《灌溪匡氏宗谱》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读

谱牒作为汉人的历史记忆,是祖先认同的根本情感纽带和主要表达方式,也是社区内外族群互动的有效中介.匡氏族群边界的清晰与否视祖先世系的远近而变化,依次为永思堂、善本堂、匡氏公馆乃至山西晋阳堂,而这一线索在<灌溪匡氏宗谱>语焉翔实.宗族"有身份的人"在宗族与国家语境下纵情发挥,抒发代代相传的忠孝情怀.     

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

在喇叭沟门满族乡及其附近地区,主要的满族成员均系随清朝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旗分的彭姓汉人。本文以对这一地区的几次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清代官私文献与口述资料,稽考他们真实的来源与家世,探讨这样一个汉人群体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保持着认同于满族的心态,从而加深对八旗内汉军旗人身份认同复杂性的认识。调查发现,当地“满族文化”的“建构”有种种与史实难以契合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对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足以促使学者对民族史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     

散杂居农村回族多维空间探析——以河南省新郑市华阳寨村为例

散杂居农村回族依托自身构建的精神社区来实现"哲玛提"1内部的整合并树立异于汉族的"他者"形象。多维空间结构下的能动性组合为这种形象的维持提供了动力:通过行政与市场空间,保持了散杂居农村回族与周围汉人村落的和谐共生;通过信仰空间,保持了散杂居于一定地域的各寺坊之间的沟通互补以及面对强大的儒家文化和汉族习俗所产生的抗拒性涵化场域下对"乌玛"精神共同体的认同。在这种多维空间结构中,散杂居农村回族发挥个体能动性并与周边汉族社区实践着"民族互嵌式社区"2的构建。     

走出祖荫:六十年后的西镇人

60年前,美籍华裔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对西镇人的文化与人格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国内外人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西镇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白族之后,许烺光的西镇人研究不断遭到国内外人类学界的质疑。本文在田野调查结合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对60年以来西镇人在族属、文化和人格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加以解析,以回应国内外人类学界对许烺光的批评,并以此纪念他为中国心理人类学的确立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失范理论视角下凉山州初中影子教育透视

教育失范现象的表现是教育权力的寻租与异化,影子教育(课外补习教育)的失范即是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实行免费教育政策的民族地区让每一位适龄青年都有学可上、有书可读。但以盈利为目的的课外补习机构并不是服务于教育事业。从而,使学生、家长、学校、政府层面呈现出不同的失范现象,为此,本文针对失范现象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规范策略：政府、学校层面要保障“双减”“双升”双向发力;学生层面要形成主动学习意识;家庭层面要扭转“唯成绩论”固有观念。以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持续推进普职融通。为有效规范课外补习市场,开创凉山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努力促进对教育公平做出有效探索。     

革命话语下的民间文化——以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为例(1949-1978)

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1949年以后,环县道情皮影戏受到了国家的改革.处于政府改造下的地方影戏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地方文艺,并融入到乡村生活之中.本文以环县道情皮影戏为考察对象,试图剖析民间皮影戏在政府的改造下,民间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政治与民间文化的结合及其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生态维护理念

人类已有的生态维护都是从具体文化出发所做出的。生态安全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不同民族对生态理念内涵的界定也因文化而异。以至于我们今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也需从具体民族入手,对其传统生态知识进行发掘与整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拥有的传统知识的自信,不断地提升该区域生态知识技能,充分地发挥该区域各民族生态知识价值,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     

复共线条件下普通岭估计的改进

本文通过对普通岭估计缺陷的分析，提出了改进岭估计的“部分修正”的方法。这一方法既降低了过度膨胀的均方误差，使回归参数得到合理压缩，同时又降低了岭估计过大的均方残差。     

Under the cloak of professionalism: covert racism in teac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manifestations of racism and colonialism in teacher education. I buil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ing of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decolonization in order to expose racist and colonial assumptions at the core of teacher education. I highlight in particular the work of covert racism under the cloak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I focus on what I call ‘professional microaggressions’: subtle forms of racism and colonialism hidden beneath professional definitions. By interviewing graduates of a well-established Indigenou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I examine the mechanisms that still hinder the success of Indigenous teacher candidates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in the school system.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resilience, resistance, and strategic planning that Indigenous teachers use to challenge the system while advancing their position within it. Lastly, I suggest ways to support Indigenous teacher candidates in teacher education.     

全球化背景：回族国家认同的现代性

全球化是认同问题不可回避的当下背景。当下回族的国家认同表现出宗教、族群、国家交融的情境性与多元化的现代性特点。作为个体的回族,表现出信徒与国家公民双重身份叠合的现代性认同;作为族群的回族,表现出凝聚与疏离的现代性认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伊斯兰教认同与乌玛家园作为回族的理想图景,与民间社会不断通过伊斯兰文化再生产来调适国...     

民族贫困地区多重资本约束下的减贫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一系列扶贫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民族地区贫困有范围扩大的趋势,而且民族地区贫困原因也存在多重性.本文以经济学视角来解读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分析了民族贫困地区存在的多维贫困和多重性特征,指出了利用地理资本和生产资本投入的同时,扩大社会资本投入从而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进而达到民族地区减贫目的.更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了民族地区减贫模式创新,在尊重民族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意愿基础上,通过科技投入推动农业产业化、利用银保互动实现民族地区减贫.     

文化体制改革视阈下西藏期刊业的发展研究

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西藏期刊业应积极进行“两分开”的探索,注意社会控制问题的解决,加强期刊信息传递者队伍的建设,突出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办期刊,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文化品味;使期刊发行走市场化道路,建设地域性期刊发行网络;并注重盈利模式——期刊广告的推动.通过期刊业以点带面的推动力量,带动文化体制的变革,从而建立一批体系全、服务优、潜力大的期刊市场是西藏期刊业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