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绘画美学观

现存顾恺之画论有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和《画云台山记》,均载《历代名画记》卷五。这三篇画论包含的美学思想颇丰富,迄今仍然很有借鉴价值。本文拟就顾恺之绘画美学的主体部分——形神观作一探讨。     

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神”美追求

“神”最早出现在哲学领域,然后从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开始进入美学领域。先进入画论,再进入诗论。顾恺之的“传神”论开拓了整个中国古典美学追求“传神”之美的潮流。本文从理论、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古代美学的“传神”美追求。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传神论

<正> (一)传神论在我国古代美学理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艺术创作论的核心.对世界美学思想也是个杰出贡献.传神论思想在我国早就存在,追溯起来汉代就萌芽了.但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东晋画家顾恺之,他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说法.在这之后,南齐著名画家兼画论家谢赫,在其《古画品录》中对顾恺之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魏晋南北朝时代,传神论多限于绘画,而且止于人物画.唐宋以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神论逐渐由人物画推广到一切绘画;二是由绘画推广到一切文艺类型,如诗歌、戏曲、     

鲁迅小说的艺术辨证法

鲁迅很早就对辩证法有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这从他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科学史教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鲁迅在他的小说中,也自觉地运用了许多艺术辩证法。这是我国现代艺术创作非常宝贵而丰富的宝藏。这里略举数例,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更大的重视,共同进行更好的发掘和继承。一、逼真和传神逼真就是我国传统画论所说的“形似”,传神也就是我们传统画论所说的“神似”。在“形似”与“神似”这对矛盾范畴中,鲁迅首先是强调“神似”的。他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最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义”(《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但是鲁迅     

顾恺之画论中的“玄赏”再识

东晋画家顾恺之评论《北风诗》一画云：“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共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论画》，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此语在后人选编的画论辑要之类书中常见，但对其中“玄赏”多引而不注，语焉术详。近读《汉魏六朝书画论》，书中注“玄赏”云：“犹奖赏，赏识。”（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版）窃以为，此有未达虎头本意之嫌。“玄赏”者，赏玄也，当是从先秦老子学说中“全览”脱胎而来的术语。老子常用此“玄”字指称幽深微妙。高远莫测的“道”，所谓“玄之又直，众妙之门…     

论王士祯的“神韵说”

在中国艺术史上,“神”、“气韵”、“神韵”好象是一串略带神秘色彩的术语,不易捉摸。荀子在《天问》中最早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观点。他在解释天地自然万物变化时,慨叹“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就把这种天生万物而无形迹可言、其间消息似不可捉摸的自然作用,称之为“神”。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论画》一文中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著名论点,揭开了中国绘画史上新的一页。“气韵”一词首见于南齐谢赫所撰《古画品录》。他提出了论画的六个准则,将“气韵生动”列于首位,其余五项是“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神韵”一词也首先出现在绘     

中国画理论探微

中国最初的绘画理论散见于早期的典籍中，如（（论语》中孔子提出的“绘事后素”；《左传》中记载的“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还有《庄子》中的“解农般礴”等等，虽然这些理论缺乏系统的论述，但对绘画发展的普遍认识具有哲理似的启示价值。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画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从此绘画不仅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各种功能并受到广泛喜爱，而且能影响着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期间，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以及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郭熙的《林泉高鳓等，兼之历代文人的画论，构成了中国画理论的皇皇大观，虽祖述各异，但在整体上却一脉相承。本文试从认识论、方法论两个维度加以表述。其实两者之间在艺术上往往相伴而生，互相包容，因而在论述中也不能像哲学理论思维那样精确严密，若偶有疏漏，当属难免。     

论桂林山水的风骨美

风骨本是社会学与文艺学的概念,将其引入山水美学,是本文的一个尝试。魏晋时,“风骨”一词常出现在人物传记和画论文论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有专篇论诗文的风骨。詹镇指出这些“评人物的风骨论,评书画的风骨论,评诗文的风骨论,都属于美学范畴……都有很大的类似性”。王运熙也说:“从人物品评到画论再到文论,三者的评论对象虽有不同,但风骨概念的基本特征却没有变。”正因各种风骨论都屈美学范畴,风骨概念从人物品评外延到画论、文论,也就有可能引进山水美学研究之中。     

写形·传神·体道──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述要

形神论是华夏传统美学体系中极富民族特色的理论之一，它广泛涉及作品真实、意象构造、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文艺美学问题。本文拟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切入，对其作一整体论述。上篇：历史演进中的逻辑展开追踪华夏艺术文化发展史可知，中国古典美学形神论起步于对“写形”的追求，成型于对“传神”的标举，深化于对“体道”的自觉。传统美学形神论滥筋于先秦以来的哲学形神论，而形神作为美学问题明确提出于艺术领域，则以绘画为发端。绘画艺术起步于对“形似”的向往，按古人定义，“画，形也”（《尔雅》），“形，象形也”（《说文…     

石涛画论的解释学解读

石涛《画语录》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独创价值体现于其理论中的一与画、法与至法、受与识、蒙养与生活几对范畴之间的阐释学循环。石涛“一画”论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对话和辩难将语言的或者技法的循环转化成本体循环,将艺术的创造转化为哲学的沉思。透过老子“道法自然”的本体觉悟更能折射出石涛“一画”论的真实意旨。一画论内部诸范畴的阐释循环直接通往对人的意义的追问,另一方面,“一画”与道之间的阐释循环则从更宏阔的视角揭示了石涛画论不朽的理性价值。一画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阐释循环和“一画”与老子的道之间的外部阐释循环构成一种双重阐释学循环。系统阐释的循环并非功利地盘桓在语言的诡谲和名理的秩序化上,它却能在语言的困顿和技术的冷漠中诱导出一种别样而直观的人性的沉醉和自觉。     

中国山水画之滥觞与庐山隐逸文化

中国山水画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庐山隐逸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东晋画家顾恺之和南宋画家宗炳是中国山水画滥觞的两位至关重要人物,二者均与庐山隐逸文化有关。顾恺之崇尚魏晋玄学思想,是画史记载最早的山水画家之一,其爱画庐山,画史记载绘有《庐山图》和《雪霁望五老峰图》,曾著《画云台山记》,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萌芽有重要意义。宗炳不仅崇尚庄学思想,还崇尚儒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是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所著《画山水序》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对后世山水画创作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玄学对音乐、美术思想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思想亦渗透到音乐、美术领域。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把音乐置于玄学的指导下,着重探求音声之自然本原,以和声无象,哀心有主,将声音和哀乐分为二途,以不染太和于欢戚,将自然无为的原则贯彻于音乐领域。虽在理论上有无法解决的矛盾,但他着眼于声音和人类情感之上的更高的本质,有助于思维水平和音乐理论的提高。阮籍的《乐论》也认为乐本自然,非由人为。刘勰在音乐方面发挥“言不尽意”,认为情感之于音乐,其神理微妙,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顾恺之作画,追求意在象外,境与意会。其画人物,尤重传神,画山水,意在寄托老庄情趣,无不受当时玄学的影响。     

“唯当澄怀观道”——中国画论与人生意识

刘宋名士宗少文结宇衡山,在其老病时,还江陵(今属湖北),遂以作画为伴,并发了一番很有影响的议论:“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宗氏说,他画山水,在于“卧游”、“唯当澄怀观道”,亦即他在《画山水序》中所说“含道暎物”、“澄怀味像”。“澄怀观道”,其中的“道”最令人思索,它是宗氏议论的中心,也是中国画论中基本命     

寻根问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评何楚熊《中国画论研究》

研究中国画论的著述很多 ,往往侧重点不同 ,有的在探索中国艺术精神 ,有的勾勒中国画论的理论体系 ,有的在揭示中国画论的哲学基础 ,有的在阐释中国画论的创作经验和审美价值取向 ,还有艺术鉴赏研究 ,真是五花八门 ,见仁见智。这显示了中国画论的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1 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何楚熊教授的《中国画论研究》一书 ,则别具一格 ,以儒道释文化合力作用审视中国绘画艺术及其理论 ,着意在通过画论本身的剖析 ,盘根究底 ,辨难释疑 ,还中国画论及中国画发展过程的历史面目 ,使人对中国画论及中国画的历程有一个接近本原的认…     

论中国画论中的“气”

论中国画论中的“气”周怡关于“气”这个字中国古代画论，核心问题是一个“气”字。以“气韵”评品绘画是至高至上的标准，却也往往失之于玄谈，因为，“气”之范畴，意会的因素太多。何谓“气”，许慎解曰：“气，云气也，象形。”①显然，气的最初状态表示一种可见的物...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周昉又名景元,字仲朗,生卒年不详,京兆(长安)人,节制之后,官至宣州长史,是中唐末期著名的仕女画家,人物画家,也是画佛像的能手。朱景玄说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米芾在其《画史》上,把他和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文人画论：推动文学理论“意境论”完成

中国古典文人画论，与传统文学理论关系极其密切。文人画论先是借助于文论而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其后则回馈文论，画学思考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理论中的意境论的演进，特别是在王国维的意境理论中，体现出画论的影响或痕迹、画学的思维理念，文人画论对意境论的完成起到了潜隐而重要的作用。     

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试论

一《画云台山记》是四世纪祖国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大画家顾愷之(344—405)留给我们的三篇画论之一。这三篇画论,是由唐张彦远于大中元年(846)所作《历代名画记》予以著录。因为从东晋到晚唐,隔了约有四五百年的时间,这些画论,在张彦远当时,已经感到:“自古相传脱错,未得妙本勘校。”要现在的我们去读这     

蒙古族画家松年先生评传

松年、字小梦,号颐园,蒙古锒蓝旗人。姓鄂觉特氏,生于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廿九日(见《奉直同乡齿录》)。其祖上系驻防天津的八旗四翼蒙古人。幼年入八旗“官塾”读书,在三十二岁那年才正式拜当时名画家如山(字冠九、满族)为师,系统全面地学习了中国绘画的理论和技法。他是否应过举,抑或是“捐纳”得官,现不可考。据《榆园画志》中说他“曾官汶上知县”,《八旗画征录》则说他“官游山左,曾任范县知县”,而《奉直同乡齿录》说他“清光绪间以知县来山东候补,曾睾单县”。《八旗画征录》又说他“不阿权贵,不久罢官,流寓济南,以书画自娱”。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殁于济南,享年七十岁(《奉直同乡齿录》作享年七十五岁,恐误)。六十一岁(光绪丁酉年即公元1897年)脱稿所著《颐园论画》一书,多甘苦有得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