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概念辨析——一个语词及语境的考察

从语义上观察,“刑事政策”应该是“政策”的一种;从政策学角度分析,“刑事政策”概念也是契合了政策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刑事政策”概念中的“政策”一词在我国历史和当前语境中的实际使用状况,使得该概念并不能承担起准确、完整且无歧义地表达其所指称对象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改造。相较之下,用“刑事公共决策”取代“刑事政策”是一个较好尝试。     

中原官话唐河方言形容词短语儿化研究——兼与其它次方言同类现象比较

唐河方言中形容词短语儿化有五种形式:[程度指示代词+A]儿、[多+A]儿、[数量短语+A]儿、[不/没+多+A]儿、[不+A]儿。这五种形式在语法结构和语义功能方面各有特色。同属中原官话的陕县、浚县、确山和宜阳等地的次方言,也有类似的儿化现象,但唐河方言与这些次方言的表义与功能有所不同。通过比较发现,河南省中原官话形容词短语儿化形式表小称义功能自北向南存在一种渐变性的差异。     

本来和原来的区别

本文以古代汉语中“本”和“原”的意义为出发点，分析了两个词在语义上的异同，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了它们在语法结构和语用上的区别。     

从定语位置看空间维度词“大”的隐喻拓展

本文尝试从定语位置对空间维度词“大”进行语义分类,运用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分析“大”由空间始原域向数量规模、力量程度、年龄、时间和社会地位目的域的隐喻映射路径,探讨通过“量”的相似性原则“大”借用空间概念来构造其他非空间概念,揭示隐喻作为认知工具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多项列举式后"等"的多维考察

多项列举式后面的“等”字是代词,可以替代从词到句子各级语法单位。在语义上除了常说的表“列举未尽”(替代未列)和“列举已尽”(替代已列)外,还表示“列举未定”(替代未定),相应地在形式上它们自由隐现的能力不同。“替代未列”、“替代未定”和“替代已列”的“等”之间构成了逐步虚化的语义等级,同时它们也分别具有“求简”、“求全”、“求多”等认知特点。     

认知范畴理论视域下话语标记语范围的界定

认知范畴理论是界定话语标记语范围的理论基础,概念内容和范畴属性是鉴别一个词语是否可以归入话语标记语范畴的理论框架.根据原型效应、家族相似性原则及个体话语标记语在自然口语中的语用频次来确定范畴的中心成员,并以典型话语标记语为好的样本推及范畴的一般成员和边缘成员,从而确立话语标记语的范围.     

河南方言中的谓词变韵现象研究

通过分析河南方言谓词变韵的语音表现和语法功能，并将其与临近方言点的谓词变韵现象进行对比，认为谓词变韵的合音后缀不是“了、着、到”等动词后虚成分本身，也不是“了、着、到”等的弱化形式[?],而是“儿”的[?]类音。谓词变韵形成的平舌儿化韵是早期儿化音变的遗迹。     

“老师”“教师”的语用、句法、语义互动关系考察

“老师”与“教师”在句法上的对立 ,体现了语用特征的对立 ,是语用特征在句法和语义上的反映。语言符号除了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之外 ,还有有指、无指、通指、单指、面称、背称、敬称、简称等语用特征。这些语用特征与句法、语义呈双向制约的互参互动关系     

从隐喻和转喻的认知角度看一词多义现象——以一词多义“花”的义项分析为例

一词多义现象是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隐喻和转喻是语义扩展的重方式。从认知角度看,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也存在交叉,即转喻一隐喻连续统现象。在这一现象中,隐喻的关键在于相似性,转喻的特征在于相关性或临近性,转喻通常作为隐喻的基础存在。以词汇“花”为例进行认知思维分析,是探讨词汇语义衍生过程与认知思维的重切入口,也为探讨隐喻与转喻相互作用提供案例。     

词乐关系新论

“唐宋词”是唐宋时“曲子”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文案形式流传至今的“唐宋词”,是当时词曲一体的曲牌体声乐作品中的歌词。唐五代时,文人往往称“词”为“曲子词”,或简称为“曲子”。至宋代,词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曲子词”有了不同的称谓,如“诗余”“长短句”“乐府”“乐章”“琴趣”“笛谱”等,有的干脆将其简称为“词”。这些称谓,有的是词人对“曲子词”来源、性质的一种认识,有的则为词人的一时之兴。但是,曲子词是一种声乐艺术,其词体由音乐所规范,在唐宋是无疑的。所以,若从明确性质的角度出发,用“曲子词…     

先秦“或使说”辩义——以《恒先》为中心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或使说”一向被视为一种机械、外在决定论的宇宙生成论学说.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读”.通过对先秦文献《恒先》的解读,可以发现,“或使”一词,并非如后世注家所认为的那样,指宇宙万物系外在产生、驱使,以及主宰之义;而是指宇宙生命主体自在自发地产生、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或使说”系先秦道家哲学支脉之一.总体来看,或使说包含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皆不离道家思想宗旨. “或使说”与老庄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否定人的认知与文化活动的合法性;而是把“言”、“名”视为“道”的自然绽出,视为宇宙生命活动必然创造之结果;进而,主张通过“举天下之为”而不废“名教”来认知、整饬现实世界.因此,在实践哲学层面,“或使说”是一种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认知,以及社会行动的道家“无为”学说.     

"反义聚合"定义及性质的再探讨

“反义聚合”和与其相关的反义词、反义关系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它是由语义上相反相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级的语言单位形成的集合体,这些语言单位主要包括词素、词和词组。从语言单位的性质上看,“反义聚合”有时是词素与词素形成的聚合,有时是词与词形成的聚合,有时是词组与词组形成的聚合,个别的还有词与词组形成的聚合。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是西方20世纪修辞观念的重要线索。修辞的审美过程，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感官，从形式上为新观念开辟道路；意识形态过程则表现为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以“新的”认知观念取代“旧的”认知观念。尼采以来的思想家们通过揭示话语修辞中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过程而肯定世界的生成性和流动性，即强调我们在话语生成的游戏中不断地破坏与不断地建设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永恒轮回中走向彻底的“无”，这种“无”又反过来使有限的生命本身得到照亮。通过对宇宙论的“无”的强调以保障生存论的“有”、通过对固化观念的批判回到原初的真理，从而使生命保持新鲜的审美冲动，这是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在当下的重大意义。     

陈廷焯“沉郁”说与况周颐“沉著”说之比较

陈廷焯的“沉郁”说与况周颐的“沉著”说揭示了词的一种情感境界和词之所表达的感情深沉蕴藉的本质特征。“沉郁”说更强调感情的深厚蕴藉、温厚和平,表达的婉转缠绵,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政教美刺寄托为参照指导的;而“沉著”说则更强调感情的深广真挚、朴厚凝重,表达的自然深透,是其“重、大、拙”词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的词法性质研究述评

汉语儿化词中的＂—儿＂的词法性质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本文循着研究的进程,着重评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从＂后缀说＂到＂词缀—词尾＂说,再到＂语素说＂,表面上看似乎是循环往复,其实反映了学界对汉语词法特点的一个认识过程。正是学界看清了以＂儿＂字比附印欧语的形态来看待汉语构词的局限性,才使得不少学者逐渐摒弃词缀说,重新采用语素说。     

试论“词无达诂”

从广义说来，凡文学艺术诸如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等，都应该是“无达信”的。“无达估”，实际涉及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本质问题，古今中外皆然；西方不是有～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一种，它是最纯粹的抒情诗。从某种角度讲，词与抒情诗的原理是一致的。“词无达信”虽与“诗元达访”两者同一原理；但是，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毕竟有别于一般诗歌，具有自己特点。最早明确提出词有别于诗的是李清照。她在《词论》一文中以音乐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着眼，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著名论断。能以简洁的语言，…     

论词语褒贬的制约因素

词的褒贬是依附于词的指称义而存在的感情色彩，一般来说它是固定的，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词，在一定条件下褒贬色彩可以发生变化。弄清制约词语褒贬的各种因素，对于把握词的感情色彩、增强词语表达效果、促进语言规范化都十分重要。本文试从语言内部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略作窥探。语言内部因素一、语音因素词是语音与词义矛盾的统一体，语音的变化导致词义的改变，而依附于词义的色彩意义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如“好”通常读上声，是襄义。读去声为中性：“虚心好学”、“好为人师”。再如“恶”Q读j和读Wb虽都属贬义，但读e的贬义程…     

英汉[f]首辅音词发音部位象似性的研究

从发音部位看,英语和汉语中的[f]音都是唇齿音。相对于其他辅音和声母,其发音更靠近口腔外侧,将其归为“外围音”之一。以[f]为首辅音的英语单词和以[f]为声母的汉字在语义上存在着大量以“外围义”为核心义的对应词群。这些对应语义词群表明这些词的发音部位与语义之间存在着象似性关系。     

竹的文化意蕴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①东坡是美食家,有“饕餮”之称,但是从这几句诗中不难看出任何佳肴与青翠浓郁的修竹相比,都是无足轻重的,宁可不吃肉也要在居处种上竹子,由此可见他对竹子的深切喜爱。其实,爱慕竹子的何止苏东坡一人?古往今来,数不尽的咏竹诗文、画竹佳作,以     

说“儿”

《木兰诗》:“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句中“儿”字,一般注本不予注释。唯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儿,木兰自称。”此注实为必要。但可惜过于简略,似有加以补充的必要;儿,是当时妇女的自称之词。这一点,宋赵与时已曾指出:“术兰诈称男子,代父征行,逮归家易服,火伴方知其为女。当其见天子之时,尚称男子。而‘送儿归故乡’何哉?儿者,妇人之称也。”(《宾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