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问题与主义”论争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确立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其实质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一场"政治论战"。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思考中国命运,提出了通过"阶级竞争"达到对"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思路。这次论战,激发、促进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确立。到1920年初,李大钊不仅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思路。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一、为什么说是一场政治论战应该讲,单纯将这场争论看作是以李大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新文化运动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战之一,对胡适与李大钊在此次论战中的研究也都侧重于谈他们的分歧。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本文主要探讨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并力求对之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胡适白话文理论新评--从胡适与"学衡派"的分野入手

语言是胡适与学衡派分野的开始,也是其分歧的基础,他们在理论主张和文化实践上的歧异都可以从这里找寻根源.梅光迪坚守文言与胡适选择白话都基于对语言的某种误解,他们都是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上讨论五四白话文的,而五四白话本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也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从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看胡适的科学方法

提起胡适,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如果把这一方法仅仅归结为实用主义的方法,那未免过于简单.胡适信奉实用主义,把实用主义视作一种科学方法,并把自己的方法称作实验主义的方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时,胡适还经受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洗礼.尤可注意的是,胡适方法不是前两者的简单翻版.胡适以对实用主义方法和近代科学方法的了解、把握来反视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先秦非儒学派、宋明程朱学派以及清代朴学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相通之处,从而为移植西方科学方法找到了合适     

胡适与"中国自由党"始末

在胡适派自由主义者学人中,胡氏最先动了组建"中国自由党",从事合法的反对党活动的念头.在酝酿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胡适是同仁一致希望出面组党的最佳人选和新党成立后的党魁.但胡适却既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不抱信心,又放心不下他人的反对党活动,总担心其越出"合法"范围.加上蒋介石政权原本就没有为反对党提供生存的空间等因素,"中国自由党"最终胎死腹中.     

近年来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研究述评

学术界在1995-2005年间对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进展.本文立足于全面的学术成果,对此进行了综述,并予评论.本文认为:就成绩而言,相关研究取得了以下三方面的新进展,一是关于李大钊所使用和界定的唯物史观概念的研究,二是关于李大钊传播与研究唯物史观理论的内容分析,三是李大钊传播与研究唯物史观的影响和意义讨论.检讨近十年来李大钊传播与研究唯物史观的研究成果,有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待探讨:一是李大钊唯物史观研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二是李大钊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联系.本文还对加强和改进本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建议,值得同行重视.     

李大钊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涵括万象、博大精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而且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宗教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因此，向人们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能简要地介绍自己所认识和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我国最早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丰厚学术功底的学者。李大钊以他这样双重的身份，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全面的、准确的、独到的认识。然而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只知道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却对李大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缺乏了解。七十年…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多年来对胡适与李大钊等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存在一些简单化的观点,其实争论双方都从学理的角度和社会实践的可行性上相互得到了不少启迪。透过这一论争,考察胡适本人的思想以及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分析胡适“再造文明”的思想,对于我国今天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有其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李大钓与东西文化论战

在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直接讨论东西文化的文章并不很多,但是,他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所形成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俄罗斯文明是人类“第三新文明”的思想为后来的共产党人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从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 如果抛开偶然的、琐碎的细节,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中几个最活跃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青少年的经历,几乎是近似的:小时候从上辈人那里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少年时期离家到城市学校里读书,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再大就到国外留学;在探讨中国社会近代化问题上,他们都认识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并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对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来说,得出如上的认识,是直接与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联系在一起的。     

"艾思奇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讨会"综述

2008年5月10～11日召开的"艾思奇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讨会,就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视阈以及当代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职责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地讨论.     

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

"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加之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笼络,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胡适最初的"主和",鼓吹与日本"直接交涉",表面看与汪精卫一致,其实他们之间在外交理念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就胡适自身言,"战"与"和"也有个"内"与"外"的差异以及内心的纠结。而看上去与胡适并不投缘的蒋介石,却采纳了胡适的部分建议,但部分采纳并不能满足胡适的期望。这亦折射出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体制内官员与体制外知识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胡适面对国难的复杂心态。     

论李大钊"第三"文明之说

人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时候,不是批判文化民族主义就是怜惜文化自由主义,不是抬高救亡贬低启蒙就是只看见启蒙而不见民族危机.本文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说明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恰恰隐含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他的"第三"文明之说有点理想化,但是在文化层面上却为中国近代社会指出了另一种发展道路.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