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认识论的哲学来源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发展心理学理论，而是一个关于认知的结构及其发生与发展的理论。发生认识论的建立有其深厚的哲学根源：它是在批判传统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皮亚杰看到，无论是经验主义方法，还是理性主义方法对于认知的结构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因为前者忽视了结构，后者假设了结构而没有注意到结构发展的自然进程。皮亚杰在对两者辨证综合的基础上，提出“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指出认识的发生与发展是因为我们作为生物先天地就包含着这样的结构，而且是因为我们作为生物对结构进行主动建构的结果。     

生物学——发生认识论的理论基石

本文阐述了生物学模型与认识起源的关系。认为心理发生只有当其机体根源被揭示时才能被理解;结构与机能是对应的;儿童个体认知发展过程不是数量增加的过程,而是认知结构不断建构的过程。文中还对如何评价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问题作了辨析。     

政治科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是政治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认识论范式.两者的矛盾贯穿于政治科学研究发展的始终,并推动着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在政治科学研究中之所以形成如此激烈的矛盾之争,主要与两者逻辑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政治科学性的不同理解及其偏差,以及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有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关系进行批判和重构,有利于推动政治科学的不断进步.     

论皮亚杰对认知微观机制的研究

强化对思维机制的微观研究,是现代西方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皮亚杰以结构—功能分析为基本特征的发生认识论研究,克服了传统认识论只研究高级水平的认识,而忽略对认识发展作发生学分析的缺陷,是对思维机制进行微观研究的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但是,皮亚杰的唯科学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对认识活动进行发生学分析的理论视野,从而使其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深度。本文仅就皮亚杰关于认知微观运行机制的思想作一粗浅的述评,以求教于大方。     

关于发生认识论的几个问题

文章以皮亚杰本人的论述及发生认识论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主要依据，探讨了目前国内关于深化“发生认识论”研究存在的三大障碍。着重论述了发生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异同。文章还结合当代科技发展的成果，强调了主体认知结构的重要意义和理论特色。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重大贡献

让·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是瑞士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创立的发生认识论,是一个立意新颖、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宏大体系,其理论核心是内化与外化的双要建构学说(包括同化与顺应的图式学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犹如天幕上的一颗新星,曾引起了认识论界的广泛注目,以至在西方国家中出现了“皮亚杰热”。他的发生认识论及其建构学说在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今的一些哲学认识论问题上给人许多启迪,并含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宝贵思想资料,因而,它的贡献是重大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批判性吸取。     

生成语法的当代争论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作为当代语言学的主流学派,受到了诸多当代学者的质疑与反对。通过分析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于语言发生的哲学认识,探讨了这些争论的历史渊源,分析了普特南、皮亚杰等多位学者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科学性和逻辑合理性提出自己的看法。     

皮亚杰论心理学研究的认识论意义

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自然主义认识论潮流。皮亚杰强调心理学研究的认识论意义，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思潮的致思趋向。他认为，心理学作为认识发展的胚胎学，不仅为揭示认识发展的机制，而且为阐明科学范畴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皮亚杰的这些思想，对于深化认识论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为认识论的相论及其历史影响

柏拉图的相论是由本体论与认识论两部分组成的,作为认识论的相论实质上是一种对本质直观的认识论方法,而辩证法则是认识的途径。作为认识论的相论是人类知识可能性与确定性的重要保证,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亚里士多德、近代大陆理性主义及康德、黑格尔的认识论都受到相论的影响,而排斥相论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必将导致不可知论。在现代哲学中,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理论实际是对相论的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认识论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影响。     

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

毛泽东的认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物。研究毛泽东的思想需要理论干预,应将其文本看作理论推演的实体,并关注文本中现有的理论主张、合乎逻辑的假设和建构方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程度。     

洛克经验主义体系中的理性主义倾向

洛克通常被认为是近代第一个将经验主义构造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家。但是,他在使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化、体系化的同时,又将诸多理性主义因素容纳于其经验论体系之中。他不仅与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一样视“实体”为最高认识对象,而且主张人具有“天赋”的认识能力并极力推崇“直观的知识”和“解证的知识”。洛克的经验主义体系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既有本体论上的原因,又与其所处时代人们对理性的崇尚以及对传统知识定义的信守密切有关。洛克的某些思想成为后来康德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先声。     

认识主体性理论的逻辑进路:从笛卡尔到伽达默尔

主体问题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重要的哲学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随着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深入。人类对于该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主张主体只是上帝保证下的认识客体面前的消极“沉思者”或“旁观者”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的主体观,与认为主体只是认识客体面前的被动“反映者”的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的主体观,到主张主体在认识客体面前是一个积极“能动者”的康德的批判主体观,再到认为主体的认识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结构,在这种动态的发展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达到融合统一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主体观的演进,从而展现了一条认识主体性理论发展的逻辑进路。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吗?

考察阿尔都塞思想的三个渊源可发现,阿尔都塞不仅继承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巴歇拉尔历史认识论和斯宾诺莎唯理论的某些思想观点。据此,我们不能仅仅把他称为一个结构主义者,实际上,把他称为“唯科学主义者”更为合适。     

论马克思对本体论之认识论难题的重构

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从主客二分的思维结构去探讨存在问题,这在就造成了关于主体与客体无法统一的认识论难题。从而引发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和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人的认识问题,以实践为中介将主体与客体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在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辨证逻辑中使主体与客体不断地达到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在对感性与理性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中,超越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这种实践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中的革命性变革,也是重构传统本体论的关键所在。     

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国际关系主流认识论的批判与建构

认识论的分殊是导致国际关系学派分立的重要原因。主流认识论从个体主义角度,通过实证主义途径,力图证明国际关系的客观实在性。以"自主男人"为原型塑造国家,以男人主导理性和国际关系实践为前提,主流认识论塑造了带有男性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针对主流认识论的性别特征,女性主义主张添加并确立妇女的认知主体地位,将女性实践及其经验作为国际关系认知的基本来源,从而形成了经验论和立场论两种独特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女性主义立场引导经验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进行批判性分析,能够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念。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吗?

人们之所以把阿尔都塞称为结构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其处于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对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然而,事实上,阿尔都塞的哲学思想有三个渊源,他不仅继承了结构主义特别是拉康的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巴歇拉尔历史认识论和斯宾诺莎唯理论的某些思想观点.因此,与其说阿尔都塞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更为合适.     

历史主义的兴起与十八世纪的认识论危机

牛顿物理学的成功使得经验主义的认识范式在十八世纪受到普遍地推崇。经验主义认识范式的流行给由笛卡尔肇端的唯理主义认识范式带了了极大的冲击,并造成了十八世纪的认识论危机。正是在启蒙思想家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中,历史主义开始出现和兴起。本文分析了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范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且指出,历史主义作为一种与强调普遍人性和抽象原则的启蒙历史观相对立的历史观,它的基本原则是强调个体性与发展。     

复杂性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

在牛顿和笛卡尔世界观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范式主要体现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追求问题的简单化和线性化。这对解决部分自然科学问题是十分有益的。但研究表明,对于某些自然及社会问题的解决,这种范式却有其局限性,尤其是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问题则应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来进行研究。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关问题的研究就应以复杂性理论为解释原则和分析框架,力求对课程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有所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统一。本体论有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之争,认识论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分,方法论有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之别。美国主流学派所推崇的科学主义,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人由实证主义方法论决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陷阱"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明确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学者的使命,从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由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