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法律解释权刍议

适用法律离不开解释法律,法官理应有权解释法律,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是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未明确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不利于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法治国家的构建.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或<立法法>的有关条款或者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承认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一种应用性解释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主要是立法性解释权和最终解释权,承认法官享有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就在行使的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并不相悖.     

司法解释立法化问题三论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存在三种立法化倾向:解释内容抽象化,形式与效力的准法律化,以及起草方法的民主化.这种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虽然发挥过填补法律漏洞、指导审判实践等积极作用,但也引发了解释权限合法性和解释结果公正性的质疑,并诱致了下级法院的审判路径依赖和法律体系中的人为混乱.唯有从抽象解释转向具体的案例指导,才能克服现有司法解释的弊病,让最高人民法院复位到"解释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对反黑法律的思考

我国的反黑法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刑法>条文到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再到<座谈会纪要>等几个阶段.目前的反黑法律存在着立法缺乏超前性、罪名缺乏完备性、罪状缺乏专业性、刑罚缺乏科学性等不足之处.可以借鉴美、意等国反黑法律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规定.从增强立法的预见性、提高罪名的完备性、完善罪状的专业性、优化刑罚的科学性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     

税权纵向划分的立法思考

目前我国税权纵向划分仍基本停留在行政性操作层面而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为弥补这一重大缺陷,应修改<宪法>、<立法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为税权的纵向划分消除法律障碍并提供原则性指导,而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对税权的纵向划分进行具体规定.     

论中国民事程序法中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作了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本身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甚至各个解释之间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本文从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合同属性以及防止强制调解、诱惑调解对当事人的损害这两个角度出发,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中涉及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了加强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理解,有效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2009年9月,为了严肃处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将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逃逸并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规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说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正确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提供了一个重要标准,但是,无论从实践中的运行情况,还是从理论上的论证,我们不得不承认,刑法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以法律诠释为视角对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法律诠释的概念被引入中国至今并没有多久,但很快在中国兴盛起来,成为了一门显学.它基于对以方法论为依托的传统法律解释的反思,突破了法律解释一味追求解释的技术性含量而不断物化法律解释主体的困境,创立了一种从主体角度切入的研究方法.而法律诠释这样一种具有本体论取向的研究方法正好切合了我国目前司法解释体制改革的趋向,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引入法律诠释理论,并对照该理论深挖我国目前司法解释体制在实践中呈现的弊端,以探求重新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司法解释体制.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建议书”的宪法学思考

劳动教养在创建时期符合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宪法规范的内容并不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演变成了惩罚措施,从而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立法法>的颁布给劳动教养带来了合法化危机.针对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规范、与<立法法>等规范相冲突的情形,有必要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对中国浪漫式立法实践的批判与反思——兼析应有的立法观

文政不分的中国古传统使我国立法实践表现为一种富有诗人情结的浪漫主义立法实践.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我国法律的抽象性与社会不适应性,而且由这种抽象性衍生出的众多司法解释也正在事实上日益排挤并架空立法权,同时也在侵蚀着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权力配置法治框架.因而,应提倡一种注重细腻规则的实用的立法观与最高司法机关在法律解释上的克己与守法观.     

司法解释扩权背后的概念偷换

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权以及统一法律解释权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于是人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填补这一权力空白.然而根据我国宪法所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最高人民法院是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只能统一各级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扩权论将两个概念予以了偷换:一是将"统一司法解释"偷换成了"统一法律解释";二是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司法解释主体"偷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法律解释主体".     

物权法车位归属条款之司法解释评析

物权法车位归属条款在立法方法上偏离了立法目的,规范其语言缺陷是车位归属条款司法解释出台的缘由。这一司法解释将判定车位空间归属依据回归了区分所有权的基本法理,但使物权法车位归属条款的功能有所弱化,需要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车位归属司法解释本身也存在一些歧义,因而在适用中需要作出进一步解释。     

宪法实践与实践宪法--我国宪法司法解释的现实基础

"8.13批复"①所引发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已成为宪法学者甚至整个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无疑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看,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宪法和法律过程中对宪法进行个案和附带性质的解释已是一个客观现象,所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宪法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司法解释,而是如何立足于当下国情规范进行.只有将其存在的合理性上升为合法性(合宪性),才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且,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宪法司法解释无疑真正符合宪政的逻辑进路从范例到惯例的过程.     

宪法解释体制下的司法空间与界限

立足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方式解释宪法的社会基础和活动空间亦即其面临的现实动力和压力方面,还是解释的运作方式和实际表现亦即其个案和附带性质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宪法司法解释得以规范和奏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我国几个效力不同、功能各异和相对独立的宪法解释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宪法解释体制中符合司法的特性及其依附的政治体制架构。     

司法克制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作为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学,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的分歧集中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近年来,司法能动备受学者书崇,但也常被误读或曲解;实践中深受法官青睐,却多为之所滥用,甚至被异化为掠夺和扩张法律解释术的武器。当务之急,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尊重并认真对待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审慎地建构裁判规范。     

从司法解释到侵权责任法草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建立起来的.作者通过对各个时期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进行解读,梳理了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脉络,总结了相关的法治建设经验.此外,作者还对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和官方草案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文进行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修改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具体建议.     

宪法司法解释:一个概念辨析视角的理论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作为宪法的司法适用或司法实施的前提和核心,也是相关问题的认识及解决的焦点和突破口,其争议性很大程度上在于自身概念界定不清、理论定位不明。通过对其内涵、外延的深入剖析和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宪法实施、保障和监督体系中,宪法司法解释因其司法特质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地位。     

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析中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及其弊端

在中国享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主体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官释法权并不被认可。法官的司法解释地位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在立法上没有认可法官的释法权;而在司法制度上,法官独立审判机制的缺失和法院系统内部案件请示制度以及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都直接导致法官并不愿意行使刑法解释权能。法官释法权的缺位不仅有碍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不利于法官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而且直接不利于个案公正的实现、影响刑法理论的发展、动摇公众对刑法的信仰。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