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唐歌伎与歌诗创作

唐代不少诗都是为歌诗传唱而作,而歌诗本就是一门涉及到声、舞、乐、容的综合艺术,其演唱者(歌伎)对歌诗的创作及传唱皆有较大的作用,从创作题材到作品风格及其声律,歌诗创作都深受其影响。     

行体乐府四题

行体乐府是在汉魏之世歌咏杂兴的背景下产生的诗歌形式,乃诗之流变为八体之一体,其名称多样,或为"歌",或为"行",或为"篇",或与"歌"并称为"歌行",同其他几种新的乐府诗体一样,在"协声律,播金石"的情况下,亦"总谓之曲",也即行体乐府,有散歌和入乐等不同存在形式。其类例归属在乐舞则为杂乐、杂舞,在乐府歌诗则为杂体。在乐府歌辞中有较广分布,在短箫铙歌、鼓角横吹曲、杂舞曲辞、大曲曲辞中亦均有使用。早期的乐府诗皆为乐章,乃古之诗可歌者;而诗章与乐章在题材内容、体制形式、传播表演等各方面是不一定成正比的。随着乐府歌诗创作在汉魏之交形势的急剧变化,出现了"选词以配乐"与"由乐以定词"同时并存的现象,诗、乐渐趋分离。     

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

在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基本方式,那就是自娱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自娱式消费、寄食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特权式消费、卖艺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平民式消费。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各有其特点,并在中国古代歌诗发展史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歌诗艺术向前发展。研究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问题,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

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王室、贵族以及文人阶层高涨的歌诗艺术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全面发展。胡人艺术家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胡乐则以其强劲的活力左右着歌诗艺术消费市场,入隋以后,南北艺人共同完成了华夏正声和胡夷之乐的融汇,开创出歌诗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使歌诗艺术的创作与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也构成了唐代歌诗发展兴盛的一个新起点。     

金代文人歌诗与道人歌诗

金代歌诗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连接宋元音乐文学的重要纽带。以世宗朝为界，金代歌诗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无论文人歌诗还是道人歌诗都显示出朴拙的特点。后期文人歌诗以赵秉文为纽带，在王庭筠、元好问等人参与下发展迅速，表现为对汉乐府传统以及唐宋新题乐府的继承。后期的道人歌诗以丘处机为代表，一改前期王喆歌诗的口语化和民间化特征，变得更加典雅、丰赡，从而开始了道人歌诗的文人化转向。     

异国风情 神韵天籁——略论唐代异域歌诗

唐代是一个重诗歌、重艺术的时代,音乐、舞蹈、诗歌空前繁荣;而唐代又是开放的社会,不仅各民族相互学习,而且对外交流也很频繁.这样,具有异国情调的胡乐进入中原,于是乎异域歌诗在在唐代尽显其神韵,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而且大大促进了大唐和西域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     

《宋书&#183;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论歌词对音乐的召示力

歌词的音乐性,是歌词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歌词对音乐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影响作曲家创作的情感、曲式的构思以及节奏与曲调,这就是歌词对于音乐的召示力,它是由歌词创作的主要目的和过程所决定的。它既包括内在的音乐性也就是走向和通向音乐的真挚强烈的情感,又包括外在的音乐性即歌词的语言风格、节奏、韵律以及结构。     

理性与诗性的交融——读《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

《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分别是中国与希腊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两书在叙述上都兼备理性与诗性的特征,既能以历史与科学的理性来辨别史料之真伪,解释怪异之现象,又能以诗化的叙事说理、语言艺术以及情感表达来丰富史书的内涵。理性与诗性的交融,是两部史书在叙事艺术上具有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唐代咏柘枝舞诗词研究

柘枝舞是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具有炽热的节奏,艳丽的服饰和动人的舞姿。新颖独特的乐舞激起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震荡,他们以激昂的诗情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柘枝舞的表演过程、美妙舞姿与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服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     

《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探微

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淮南子》一书论及天文地理、兵略治术、人文自然等,对《淮南子》各篇中论及音乐的文字进行探究,从而归纳总结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成因和儒道思想相融并争、矛盾统一的特征体现,以及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试论藏族堆谐艺术

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以能歌善舞著称。在众多的民间歌舞形式当中,“堆谐”是流传范围较广、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堆谐起源于13世纪萨迦王朝时期,流行于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时期,以扎木聂为主要伴奏乐器。堆谐艺术活泼、欢快、热烈,音乐风格独特、品类丰富,音调明快、高亢、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