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民进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陕西省21县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的进城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年收入、离城镇距离等对农民进城意愿有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家庭承包土地数量有负向影响,而性别、年龄、技术、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户籍管制放松、就读地选择与进城家庭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CHIP2007),运用Two-Part模型研究户籍管制放松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有7~16岁在读子女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研究发现,户籍管制放松会影响进城家庭子女就读地选择;对于有子女在城市就读的进城家庭,户籍管制放松对其教育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家庭收入,放松户籍管制将会降低低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但会提高高收入进城家庭的教育支出份额,具体影响大小因家庭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总样本均值处,户籍管制放松1个百分点,进城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1.3945个百分点。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放松户籍管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教育公平,更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步伐、改善进城家庭消费结构和提振国内消费。     

小农经济结构与女性家庭角色——基于20世纪30年代微观数据的探析

本文利用1938-1940年间的满铁实地调查数据,讨论了中国华东与华北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特色对女性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的经济角色差异的影响。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控制住可能影响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家庭特征变量及县区特征变量,检验结果显示,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女性在家庭中作为男性的辅助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占有比例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毫无影响;而华东地区女性主要从事副业生产,对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华东与华北地区的不同的小农经济结构导致女性劳动力在小农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     

随迁抑或留守: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的基本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农村人口在进城过程中是否携带子女,关涉儿童健康成长、 农民工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的和谐安定.基于对全国范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五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工有携带子女进城的行为,并且不同特征的农民工在携带子女进城状况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基本状况、 工作状况和未来打算等因素对农民工携带子女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 务工地类型、 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关于未来打算是影响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原因、 研判随迁子女未来走势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收入、相对地位与女性的生育意愿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成人调查数据，对中国52岁以下在婚、离婚和丧偶女性的收入、相对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分析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时，除了通常的收入、价格、职业和年龄等因素外，本文还特别引入了反映女性相对地位的变量。根据家庭谈判模型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用相对收入、相对教育以及相对家务劳动时间来反映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结果显示，对于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生理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生育多少个孩子的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无论城乡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女性的收入对生育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空间分析——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

文章通过对干旱区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网络等调查,探讨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原因。借助空间回归模型,以新疆于田绿洲为研究区域,2000、2005、2010年为时间段,同时考虑社会经济结构和空间扩散因素,综合检验气候变化条件下,社会经济结构、地理位置差异、族群及相邻效应等因素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空间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年均纯收入、家庭抚养比率、女性户主的家庭比例、仅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及空间相邻关系是影响干旱区生计脆弱度空间扩散的最主要原因。族群因素方面,维吾尔族对干旱区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更为适应。而不同的地理位置,如乡村和城市、绿洲和荒漠等则表现出不同的生计脆弱度空间聚集状态。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     

农民工汇款与家庭收入不平等:基于反事实收入的分析

本文利用来自于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湖北省的调研数据来考察农民工汇款对输出地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我们简单将农民工汇款看成外生的转移收入时,农民工汇款能改善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不过,当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选择性,并通过引入工具变量来构建那些外出劳动力户的反事实收入时,我们会得到相反的结论:由于那些外出务工劳动力往往来自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农民工汇款扩大了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反事实收入情形下的0.3551上升至实际收入情形下的0.3774。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通过统计描述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明显受到来自家庭和性别因素的制约，在是否获取迁移机会中存在着性别差异，其根源在于女性自身的特点及其家庭、社会地位。     

回流意愿、迁移成本与农民工汇款——一个区间回归模型分析

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结果表明：迁移目标是农民工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要明显高于没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工资、当地工作时间和当地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因素,工资越高,当地工作时间越久,农民工汇款量越高,但随着当地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工汇款量受到较大的削弱;社会保险尚未成为农民工汇款决策的考虑因素,外出务工距离对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行为有一定影响。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老人利他型自杀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鄂中地区S村的个案研究

基于鄂中S村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出现了突出的利他型老人自杀现象.文章力图揭示出老人利他性自杀行为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利他型自杀现象的产生,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存在的巨大进城压力有关,进城成为评判村民家庭村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进城压力通过村庄竞争进入村民家庭内部,沿着代际关系纽带向上传递,并为老人所感知.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家庭经济生产以及尽可能降低消费支出的方式来将生命的经济价值最大化,进行资源的向下积累.自杀是他们纯粹沦为子代家庭负担时主动选择的结果,是支持子代进城逻辑的延续.浓厚的代际责任是老人利他型自杀行为产生的伦理支撑,他们生命的超越性意义和价值是在"恩往下流"的生活实践链条中实现.     

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

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婚姻地位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对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中的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率显著相关;体现家庭结构的丈夫劳动参与和夫妻年龄差距等指标也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城镇与农村的比较分析得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城镇。     

农村女性流动打工经历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对是否外出打工及不同类型打工地的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差异进行对比，考查在资源因素与文化规范变迁的多重影响下，不同的打工经历对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及其发展变化。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定居。     

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5月对河北省围场县和赤峰市城郊农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根据在调研区域内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中的21人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200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素对农村女性相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农村女性自身所拥有的非农技能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居住的地区及地区拥有的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数量;再次是家庭成员意见、家庭劳动力的人数和非农就业意愿;年龄和家庭耕地面积影响较小。最后从加强非农技能培训、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力倡导自由灵活行业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从分层模型视角看出生人口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

文章采用"无锡市2002～2004年孕产妇回顾性调查"数据,尝试使用三层贝努里模型分析方法研究出生人口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设计包括个人、家庭经济类型和区域环境三层模型,将影响无锡市出生人口质量的各层因素纳入三层贝努里模型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该模型数据的分层效应的确会对该市产妇生育结局产生显著影响;个人、家庭经济类型和社区区域环境的三层分层架构可以解释产妇生育结局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三层模型构架下,无锡市产妇出现出生人口质量问题的整体风险概率在(1.658134%,15.4497524%)间浮动;出生人口质量主要受家族遗传因素、污染源及危险因素接触和家庭经济因素的影响.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农村社会变迁中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居巢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安徽居巢农村居民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以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为代表的农村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农村社会变迁，女性对丈夫分担家务的期望和要求在改变。资源因素，如收入和教育，会转化为协商权力，是影响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的重要因素。性别意识因素则没有显著影响。时间可及性因素，如家庭是否非农经营和子女数，家庭生命周期因素，如是否是桉心家庭和居住地，对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