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改革的原则与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城镇化新政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谋划。当前我国城镇化面临着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的任务,主要内容包括"人如何市民化"、"地怎样使用"、"钱从哪里来"、"空间怎样布局"、"城镇如何建设和管理"、"房如何有效调节"。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以人为核心,正确选择改革路径,统筹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市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房地产管理改革。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制度创新:综合动因与体系架构

新型城镇化是不同于传统城镇化模式的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其顺利推进需要一系列完善的制度支撑。但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还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涉及土地流转、户籍、就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产业政策等多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度创新的总体架构是"三线、双环、多元",即以政府、企业与民众三大主体为主线,内环制度创新与外环制度创新相结合,推动制度创新多元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和任务是建立规范的多级土地流转市场体系、统一流动的户籍制度、城乡统筹的劳动就业制度、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牢牢把握体制改革这一着力点。     

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距:新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含义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刻的制度变迁,也是各国区域发展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整体进程不断推进,优化了城乡经济结构,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但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制度因素在于:改革执行进度不一,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外部发展环境缺失,欠发达地区难得实惠;政府政策倾斜有别,贫困地区缺乏支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必须打破原有制度"锁定",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及农村文明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城镇发展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廉价劳动力、环境承受巨大压力的基础之上,尽管城镇化水平提升迅速,但其对基础农业的破坏作用也显而易见。可以说,目前我国城镇化被房地产开发商"绑架"了,属于"被城镇化",同时地方传统文化面临解构和破坏。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及农村文明存在的问题,并引进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强调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使用"逆城镇化"、"城镇农业"、"设施农业"、"农业产业链延伸"等相关经济学论点,对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及农村文明进行深入实地调研,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及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拉美城镇化陷阱及其对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借鉴

由于土地分配状况的极端不平等、城镇创造就业能力有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完善等因素,拉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收入持续不平等、社会问题突出与经济发展缓慢的城镇化陷阱。贵州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和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的经济社会矛盾多发阶段,应该以拉美国家城镇化为借鉴,以提高城乡居民劳动收入为关键节点,尝试开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试点建设,并加快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农村土地使用体制改革,从而实现城镇化带动战略。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必须探索新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基本内涵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机制保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政府应通过制定战略与规划、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制度与政策、加强监督与管理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制度成本理论视角下的“低成本城镇化”探析

任何制度变迁在产生制度收益的同时必定有相应的成本分担,既有的"低成本城镇化"实则是以过高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生态成本替代了财政成本。城镇化的制度收益过多地被工业化及其载体城市获得,相应的代价则为"三农"所承担。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导致既有的城镇化模式难以持续,因此必须探索走均衡发展、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形势下江西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估及建议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展迅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新形势下,面对城镇化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明确指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给出了未来发展思路。通过分析当前江西省城镇化发展质量,发现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方面是城镇化明显的短板。新形势下江西省城镇化发展应以质量为重心,加快人口城镇化、落实人口市民化、促进"产城融合"。     

从农民进城就业到落户的艰难历程

20世纪50年代后期构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强制性地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城乡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以及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为我国超前工业化、城镇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其正面效应是有效地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其负面效应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落后于城镇,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正常提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客观上要求必须因势利导加以改革。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由一系列城乡不平等的因素组成的,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户籍登记方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蕴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只有当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才会自然而然地消亡,农民进城落户才能水到渠成。这是一个既漫长又艰难的历程。     

提高就业质量是新生代农民城镇落户的基础——评刘洪银教授《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模式与治理》

<正>新型城镇化目标是以产业升级转型改变生产方式,进而改变城乡居民生活方式,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但前期城镇化探索实践中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造城运动,"产城分离"出现"卧城""空城""鬼城",房地产业发展脱离了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人口的吸纳集聚能力,造成"产城脱节""业居分离",城镇化质量不高。产业发展、就业实现和城镇化需要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需要以人为核心,走产城融合,业居一体发展的路子。     

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对破解现行土地制度困境的启示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弊病丛生,其最为根本的症结在于土地利益的分享缺乏一个公平有效的机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发轫于他深切的民生主义关怀,他有感于当时欧美城市化进程导致的贫富不均现象,提出了解决中国未来土地问题的思路。这些思路和方法对破解我国目前的土地困局而言,意义仍然十分巨大。     

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我国城市化进展有着深远影响,当今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要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现行土地制度和较高转化成本等制约了农民市民化,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推动土地流转,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等途径解决。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与退出机制

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对于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缓解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供给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利益驱动、多方需求旺盛、政府强制征收及政策环境驱动、文化传统驱动构成宅基地流转与退出的动力机制,而制度不完善、农民传统观念浓厚、具体退出机制缺失、监督管理工作乏力阻碍了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可分层次、分情况进行。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与政府行为模式分析

我国城市化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水平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由于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别，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土地与土地收益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都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文章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和假设为前提，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以及地方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等进行分析，试图得出一些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之理性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点问题,它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社会进步有着深远影响,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制度性层面和认知层面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因此,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大规模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总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是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而应该走渐进式发展道路。     

我国当前城乡差距的历史背景与主要特征

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当前我国城乡差距的三大历史背景。市场化改革推动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从计划性和跨越式转向自发性和渐进式,总体上取得了成功,而融入全球化潮流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但是,涉农领域市场化的滞后造成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短板——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稳定城市化滞后。随着城市对农民工限制的取消、农业税的取消和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速度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实际影响大大削弱,农村土地制度才是深化涉农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由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是当前我国涉农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国外征地制度对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国外征地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其做法对我国加快城镇化进程、加速公共领域建设、规范开发区行为等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应该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程序、理顺征地产权等几方面着手，改革中国现行征地制度。     

论城市化中“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温州土地征收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改革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驱动和"民众诉求"推动两种。温州"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典型特点是政府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问题,通过"三分三改"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被征地农民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从温州征地模式的成功经验来看,"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本质是"民众诉求"推动与政府"回应改革",具有民主性、回应性、责任性特征,有利于化解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和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基于国内外研究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学者从西方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并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作了展望和预测,国内学者则对诸如计划经济体制何以建立及其利弊得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我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合理性和缺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缺乏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直接对比研究、没有把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放在东西方经济制度变迁和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缺乏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综合性研究等。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农村改革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路径依赖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及其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影响,提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即只有依靠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逐渐消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