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李鸿章与中俄伊犁交涉刍议

一八八○年曾纪泽出使俄国,改议“多失利权”的《里瓦几亚条约》(《崇约》),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此次改约,成功地索回了一些重要的界务、商务等方面的权益,这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交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此交涉过程中,除曾纪泽在俄都大智大勇的斗争、左宗棠扶榇出关鼎力支持外,身为文华殿大学生、直督兼北洋大臣的     

崇厚与中俄伊犁交涉——兼论光绪六年(1880)再次交涉之动因

光绪四年(1878)中俄伊犁交涉,崇厚奉命赴俄谈判。于光绪五年年底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交涉意在收回伊犁全境,可崇约并未达到此一目的,通往南疆之重要孔道———帖克斯川(又称特克斯川)被割予俄国,这也是光绪六年中俄伊犁再次交涉之起因。另外该约还使中国损失颇多利权。虽该约并未实行,但其对后曾纪泽所议之改定条约影响极深,故此约亦不可轻视。时人多骂崇厚颟顸昏聩,近人亦对其多加臧否。本文就崇厚其人及签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一剖析,进而能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待。     

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

珍稀刻本史料《辩论阜通茶船被碰案》、《俄国孔总领事来函》,收录了同治年间通商口岸天津俄国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之间为解决华俄纠纷的往来信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概况。地方层面的交涉在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条约体制下运作,是中俄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不但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而且条约体制中许多不平等的文本内容都必须通过地方层面的交涉才能落实。中俄双方在具体交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交涉原则差异体现了当时中俄两国在东亚区域内整体外交态势的差异。     

1868—1869年《中英新修条约》谈判评述

18 68— 1 869年的中英修约交涉活动 ,双方通过相对对等的谈判订立了“有予有求”的《中英新修条约》。尽管这一条约最终没有被英国政府批准 ,但此次活动仍不失为清政府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权的初步尝试 ,尤其为准备修约交涉而遣使出国的举措 ,更进一步促动了中国外交意识的觉醒及与国际社会外交接轨步伐的加快     

民初中俄有关呼伦贝尔问题的交涉

清末民初,中国动乱,在俄国的支持和煽动下,外蒙古宣布“独立”,中国北疆风雨飘摇。1912年初,受外蒙古“独立”的影响,在俄国支持下,呼伦贝尔的蒙古封建主亦趁机作乱,宣布“独立”。对此,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反对：一方面,对呼伦贝尔封建主势力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与俄国严正交涉,并充分利用国际因素,最终于1915年11月6日签署《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呼伦贝尔地区的主权。1917年底,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政府抓住时机,于1920年初恢复对呼伦贝尔的行政控制,结束了呼伦贝尔的动乱。     

《中俄密约》是不平等条约吗?

关于《中俄密约》的性质，史学界一致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签订此约是卖国行为。本文则认为此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李鸿章是代表清政府签约。从缔约背景上看，《密约》并非不平等条约，因为当时俄国既没有对中国发动战争，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而是清政府根据甲午战后面临的国际局势，主动自愿与俄签约，这与不平等条约签订背景截然不同。从《密约》的内容上看，更进一步说明了条约是中俄双方针对日本所签订的军事同盟互助条约，其性质是平等的。而以《密约》签订后产生的客观效果来判定其性质是不正确的，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论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曾纪泽,字刚,在清未曾担任英、法、俄三国公使。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权益和尊严是其外交思想的核心。他的主要贡献有：成功地改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提出了“邦交不可常恃”的清醒主张、为抗法护越而积极主张“保藩固边”等等。其主要外交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     

清代广州的毛皮贸易

自雍正年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之后,以“买卖城”著称的恰克图互市,逐步发展成“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商业重镇。不过,清代的毛皮贸易,并非只限于北地陆路通商。濒临南海的广州口岸,在乾、嘉年间也曾大量输入毛皮,并且具有与恰克图不同的若干特点。研究广州毛皮市场兴起的条件,探讨十三行对皮货的经营,才能了解北皮南运的国际背景,以及陆路通商与海路通商如何相互制约,从而加深对清代中西通商史的整体性的认识。     

清末吴淞江、黄浦江疏浚问题探讨

河道疏浚问题是《辛丑条约》及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港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约开商埠,其对于中外的重要价值因河道淤塞而严重降低。1901年,在与两江总督磋商吴淞江疏浚问题之际,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明确规定对黄浦江进行疏浚。事关国家土地、朝廷主权、长江咽喉,岂敢坐视付与外人?从《辛丑条约》中的《修治上海黄浦河道局条款》到《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清政府历经五载之交涉,终于在形式上取得修浚浦江的主权。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反映清末步履维艰的时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政府维护国权的意识,是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有益探索。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光绪初年 ,俄商违反中俄双方协定向蒙古地区偷运砖茶 ,经过总税务司赫德的核查发现 ,偷运砖茶数量巨大、后果严重 ,垄断了蒙古砖茶市场 ,排挤了华商 ,引起各国的不满。天津海关道提出制定《蒙古税则》以杜绝砖茶私售蒙古、恢复华商活力并增加财政收入。总理衙门以与成案不符 ,流弊滋多批驳。恰值曾纪泽赴俄解决崇厚所签条约的善后之行。他在《圣·彼得堡条约》中满足了俄国在蒙古及我国西北边境贸易的全部要求。这个以满足通商要求换回土地的谈判原则 ,对蒙古地区的损害至大 ,使俄国在蒙古的影响逐渐超过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蒙古闹独立 ,其源头之一就在于此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应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曾国藩。《讨粤匪檄》,在内容上与事实严重背离,在思想远远落后于时代,根本不值得称赞。此外,尽管曾国藩战胜了太平天国,但是,他对清王朝的前途没有信心,产生了严重的＂望死＂情结,但是,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了要向西方学习,并且身体力行,客观上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曾国藩集团的“北援筹议”述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之际,清廷多方调援,亦涉及湘军。曾国藩奏陈免让谕旨饬派的鲍超部北上,而请从他和胡林翼中间派一人率军赴援。在此前后,湘系要员们认真筹议聚谋。尽管因形势变化湘军北援终归未果,但筹议中反映出他们对“北援”及相关之事的态度和应对方策,颇值注意。     

中俄两国利用外资阶段性比较

中国是一个FDI流入大国,近几年俄罗斯利用FDI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那么俄罗斯同中国差距有多大?是否形成了对中国的追赶趋势?以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俄罗斯目前处在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中国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而且俄罗斯吸引FDI的速度在进一步加快.     

曾国藩理学思想发微

本文从曾国藩书信、日记、家书、诗文等文献中梳理出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曾国藩是否有自己的理学体系、是否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家的疑问。通过条分缕析曾氏理学与程朱理学的区别与联系,文章认为曾国藩理学的主体内容是继承宋学而来,但也有他自己的发明与创造。具体表现在:在性命理论上,反对空谈性理,更重视理学观念的实践,实用色彩鲜明;在认识论上,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改造程朱关于“格物”的认知;在修养论上,调和了理学内部关于主静与主敬的分歧,提出敬中致静、动中求静、在理学义理的践履中追求心灵安静的观点。     

曾参的思想、风貌──兼说“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曾参被推崇为“宗圣”,历来都认为他是孔子“忠恕之道”、“心性之学”的传人,实际上他又是孔子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后经子思等传授给孟子,成为孟子“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曾参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中间环节。曾参出生地是南武城,而“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新发现《永乐大典》残卷中的曾巩佚文

曾巩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残卷保存了他在任地方官时所作的14封书信,经笔者查考,其中13封不见于他书,属新发现的曾巩佚文。这是近20年来曾巩佚文发现最多的一次,对曾巩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笔者对信中所涉及的时、地、人、事进行了初步的考说。     

曾国藩家庭伦理道德概述

家庭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的家庭伦理道德主要体现于读书、修身、家庭教育三方面。在读书上,他要求子女要勤奋,要有志、有识、有恒;在修身上,他主张慎独、克己、敬恕、谦虚;在家庭教育方面,提倡勤俭持家、孝悌友仁爱。     

论中国转轨阶段的不可交易成本

西方交易成本理论把可交易的主体谈判关系作为既定的逻辑前提。中国处在转轨阶段,可交易的主体谈判关系还没有形成,不可交易成为特殊现象,研究不可交易成本,是中国制度创新的关键。     

基于行业集体谈判的合作型劳动关系构建研究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与西方以行业层面为主推行集体谈判制度不同,我国集体谈判主要是在企业层面开展的,因而在推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劳方谈判主体不健全、实力弱、缺乏谈判技能等问题。鉴于此,提高集体谈判的级别、上升到行业层次开展集体谈判是发挥集体谈判效能的必然选择。基于对我国行业集体谈判成功模式的分析,为促进我国行业集体谈判的进一步发展,应从明确政府在集体谈判中的角色、培育和确定行业集体谈判主体、加强对谈判过程履行的内外约束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