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认识错误

教唆犯与间接正犯间的轻重对比,是解决两者之间认识错误问题的关键.以间接正犯重于教唆犯为依据,两种认识错误的情形均应认定为教唆犯,但该种处理方式与教唆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说相矛盾.根据间接正犯具有优越的意思支配性以及实行行为性,难以说明同为未亲手实施实行行为者的间接正犯重于教唆犯.教唆犯在其支配意思受到限制时,依然通过唆使行为实现犯罪故意,其可谴责性应当较间接正犯更为严重.以教唆犯重于间接正犯为依据,两种认识错误情形均可以按照间接正犯处理,无需否定教唆犯对被教唆者故意的从属性.     

犯罪“故意”的学理分析——从一则盗窃案例小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明确以数额较小财物为目标实施盗窃而误盗数额较大财物,但实际违背行为人意志的,属于对象错误而非对象偏离,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盗窃罪犯罪故意。对象偏离不是客观要件错误,不影响行为故意的成立;而对象错误可能构成客观要件错误从而成为排除行为故意的根据。犯罪故意是指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一方面,犯罪故意在行为人的行为中,而不只是在行为人的头脑里。另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是犯罪故意的表达过程与实现过程。对故意犯罪而言,主客观相统一,正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     

盗窃罪主观构成要件微探

盗窃罪主观构成要件的微观内涵在理论及实践中仍有若干问题存在争议。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包括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 ,盗窃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包括对行为及对象的认识 ,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超法规的主观要素 ,此犯罪目的是指永久性剥夺他人财物的心理态度。非法占有目的并非盗窃罪故意的内容而是超越故意的要素。行为时的具体认识错误对法律后果的评价至关重要 ,不同的错误类型对罪的认定的影响也不相同。     

打击错误及其认定——对一起典型案例的学理分析

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应当明确定位与事实认识错误并列的行为错误。打击错误与因果关系错误、对象错误、手段错误具有本质区别。打击错误的归责必须符合逻辑,且与刑法理论体系相协调,对于打击错误,应当认定行为人构成意图侵害结果的犯罪未遂和实际侵害结果的过失犯罪(如果存在过失犯的规定的话),同时原则上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教唆犯的极端从属性问题辨析

限制从属性说以“责任应个别地考察”为根据,否定教唆犯的成立以正犯的有责性为必要.然而,责任的独立性仅能够说明正犯的责任不是教唆犯责任的充分条件.教唆犯对正犯的故意是否具有从属性,关键在于明确教唆犯同直接正犯和间接正犯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非相同.从能否引起他人行为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而言,教唆犯所体现的缺陷性态度较间接正犯更为强烈,由此可以说明教唆犯较间接正犯的性质更为严重.     

论扣船制度中的错误扣船

错误扣船会给当事人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船舶一旦被扣，不仅会对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造成损失，而且会影响货物所有人同其他人契约的正常履行。应当从错误扣船的判断标准、责任主体和归责原则、救济途径和赔偿范围几个方面对错误扣船进行分析，在错误扣船的归责原则上宜采用客观归责推定过错原则，申请扣船人提供反担保，为错误扣船救济提供可靠保证。     

论刑法上的错误

关于刑法上的错误问题，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从本质上讲，刑法上的错误首先是一种认识错误，其次，刑法上的错误是行为人在实施直接故意过程中发生的认识错误，并且是对与行为人刑事责任有关因素的认识错误。因此，刑法上的错误并无法律上错误和事实上错误区分之必要，刑法上的错误可分为犯罪客体错误、犯罪主体错误和犯罪客现要件错误三大类。     

错误理论的构造分析——兼论犯罪阶层体系之选择

刑法上的错误是认识错误的简称,错误即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在界定错误的概念之后对错误的分类进行梳理与归纳,可使错误之最直观面呈现出来。因认识错误概指主观之认识偏差,犯罪阶层体系中故意与罪责是主观面的反应,所以,探讨错误理论必须探讨错误与故意和罪责的关系,才能确认在刑法理论上有意义的基本错误类型及其法律效果。     

教唆犯的极端从属性问题辨析

限制从属性说以"责任应个别地考察"为根据,否定教唆犯的成立以正犯的有责性为必要。然而,责任的独立性仅能够说明正犯的责任不是教唆犯责任的充分条件。教唆犯对正犯的故意是否具有从属性,关键在于明确教唆犯同直接正犯和间接正犯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非相同。从能否引起他人行为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而言,教唆犯所体现的缺陷性态度较间接正犯更为强烈,由此可以说明教唆犯较间接正犯的性质更为严重。     

原因自由行为下正当化前提事实错误之处理

原因自由行为下正当化前提事实错误属于认识错误的一种,它应该定性为事实错误;对它的处理一般是排除故意的成立,如果刑法有规定过失犯罪的,以过失犯罪论处;在原因行为前便发生认识错误的,如何处理需要结合案情具体讨论。     

假想防卫的错误类型再探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假想防卫属于正当化事由的错误,与具体的事实错误、抽象的事实错误相并列作为事实错误的三种类型。国内刑法理论将其归入行为性质的错误,与对象错误、因果关系错误等类型同属于事实错误,但也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分类问题。从假想防卫的构造和产生原因出发,它应当属于抽象事实错误中的对象错误。此种情形下,阻却故意犯罪的成立。     

医疗侵权责任中的"医疗过错"三题

医疗过错的存在是医疗侵权责任成立的首要条件。在现行医疗纠纷二元化司法解决机制下,关于医疗过错的分类并不合理,应按照是否须鉴定将医疗过错分为技术性医疗过错和责任性医疗过错。技术性医疗过错的举证仍应以过错原则为主,责任性医疗过错的举证则以过错推定原则为主,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我国目前认定医疗过错的实际主体是鉴定机构,应采取多种手段增强法院在鉴定程序中的主动性和控制力;同时,应根据医疗过错的性质采用不同的认定标准。     

法律关系客体之探究

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法律关系 ,受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应是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受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不应是具体的物、智力成果、行为。法理学、民法学、经济法学中均将法律关系客体界定为物、智力成果和行为 ,与刑事法律关系客体不一致。在理论上应将其统一起来     

非法占有目的：犯罪成立体系的比较

在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发展过程中，目的犯的目的首先作为责任要素，最终发展成为存在于犯罪构成该当、违法、有责之中都存在的要素。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选择要件与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都存在有机的联系，非法占有目的在刑法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严格责任的内涵、评价与借鉴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刑法中一个特有的概念,分为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其不符合罪过理论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以及正义方面的缺陷,应予否定。相对严格责任克服了绝对严格责任的缺陷,体现出相当的合理性,应予肯定。相对严格责任引入我国时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具体设计。     

论违法性认识之必要

东西方刑法理论的文化思维虽有所不同,但东西方犯罪构成体系大体相同,从刑法保障人权机能的本源来看,刑事归责的最终归宿均应是“责任主义”。在对行为人进行责难或否定性评价时,考虑违法性认识这一主观要素,是责任主义确保刑法保障人权机制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也符合责任主义保障人权不受肆意侵犯的根本宗旨。虽然违法性认识或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暂无确切地位,但为了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犯罪体系也有必要引进违法性认识这一犯罪构成要素。在德日刑法中,违法性认识是独立的责任要素,是故意犯或过失犯必须同时具备的。结合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内容,把其归入我国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较为合理。     

归因与归责:刑事医疗诉讼中鉴定机构与法院的角色定位

在刑事医疗诉讼中, 鉴定机构和法院的关系应当是刑法上“归因”与“归责”的关系。归因是因果关系的判断, 是事实判断;归责是刑事责任的判断, 是价值判断。中国刑法中所使用的“归责”不同于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使用的“归责”, 区分归因与归责对于准确界定鉴定机构和法院之间的功能与角色以及医疗诉讼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争议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争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段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责任范围问题上,存在限制论和扩张论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罪名说和罪行说的对立,限制论和扩张论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存在共同的误区;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方式问题,应从贯彻双向保护原则的立场出发,通过完善立法来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附加刑,并放宽未成年人缓刑适用的条件。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严格责任作为一种归责原则为英美法系所独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一般不承认严格责任。本文从严格责任的概念入手,对严格责任的构成、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既无必要引入严格责任原则,实际上也没有规定适用严格责任的罪名。     

简论违约损害赔偿

在违约责任中．损害赔偿为合同救济制度的中心．这一制度是保证当事人全面准确履行合同义务的重要措施。但是对违约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以及是否应对非财产损害（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问题一直有争议,在新的合同法施行后该问题仍然存在。应当明确违约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在于损害的填补,不允许惩罚性赔偿;归责原则应当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致;在构成要件上,并不需要考虑因果关系;对非财产损害（精神损害）明确给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