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本文阐述了战后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和投资部门结构的变化，并对日本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状况作了具体分析。文章反映了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向越来越趋向亚洲。     

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测量与中国海外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任何一个投资目的地的风险中必然包含了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同时 ,地理或经济上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还共同受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的总体风险可分解为全球、区域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研究发现 :总体风险方面 ,发达国家平均总风险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全球系统性风险方面 ,欧洲国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开放度高的小型经济体国家受全球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作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主要目的地的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受区域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 ,可适当增加对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南美国家的投资 ,分散区域系统性风险 ;非洲国家非系统性风险占比最高 ,而欧洲国家的非系统性风险较小。     

政策的相互作用与外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投资

一过去20多年来,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和台湾以下称为四小龙)和四个大的东盟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以下称为东盟四大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一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设法吸引到了数目可观外国直接投资。本文旨在评价影响多国公司在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活动的政策,并且确定对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效果起定次作用的主要因素。     

基于ICRG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获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国家风险。探索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的评价方法,建立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通过专家打分融入国内专家对时局的判断后,利用层次分析思想确定一、二级指标权重。利用ICRG 2014年1月的原始数据计算出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得分,由此得出对于中国企业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水平参差不齐,欧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低,非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高,美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较稳定; 风险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占6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33;。最后,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给出了建议。     

美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

资本输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向经济发展后进的国家输出“过剩”资本,谋取高额利润,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拉丁美洲一直是美国垄断组织对外经济扩张与渗透的重点对象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本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个地区各国经济的渗透。本文将简要地论述如下两个问题:(1)战后期间美国公司对拉丁美洲各国直接投资的扩张及部门分布;(2)以个别国家为例简要分析美国公司大量直接投资,或说外国资本,对该国经济发展诸方面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与西部大开发

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及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总体发展规划的促进效应,对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诸如相关政策方面的局限性、西部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及对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欠缺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及区位的选择和如何完善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等方面探讨相应的解决措施;进一步论述了西部地区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试论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以矿产投资为例

伴随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战时经济统制体制的确立,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策略和投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之中。由于其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不仅不同于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而且也具有与战前日本在华投资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是对中国占领区输出资本同对部分已沦为其殖民地的地区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投资、开发与掠夺相互交叉。对中国富源的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维持的基础;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客观上也给战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傀儡政权方面主要体现了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殖民地性质,但同时也加剧了日方与傀儡政权之间的明争暗斗。     

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刍议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变化的特征之一是企业活动的日益国际化。随着世界性贸易、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和交通、通讯工具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私人企业利用国外市场、资源的形态已突破传统的单一贸易形式而日益多样化,其中直接投资地位尤为突出。所谓直接投资,乃是指一个国家的私人资本,为了在国外直接进行生产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而在厂房、设备及其他有关开支方面所进行的投资。直接投资不同于通过购买股票或债券进行的证券投资或间接投资,它意味着对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控制。因而是一种“伴随企业经营支配的民间资本的国际间移动”。国际上关于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是循着两种思路:一是着眼于宏观经济效果,     

欧盟加强亚欧经济合作的背景、战略及影响

冷战时期,西欧国家从战略利益和自身安全需要出发,对亚洲投入较少,亚欧关系十分薄弱,欧洲与亚洲的联系并不密切,1981——1991年间,欧盟国家对亚洲出口仅占亚洲进口的10％,只及美国对亚洲国家出口的60％;在亚洲所吸收的外资中,欧盟仅占4％,在欧盟的全部对外投资中,对亚洲的投资只占1％。相比之下,欧盟与北美的经贸联系,北美与亚洲的经济关系则要密切得多,在当今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的三个主要地区——北美、西欧、东亚,它们三者的投资与贸易关系是不平衡的,即形成了极不对称     

论日本的产业空洞化及其影响

产业空洞化(Hollowing-out)是指由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导致母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生产与就业大幅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经济问题的一种经济现象。日本的产业空洞化现象是8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海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的产物。它是与日元大幅升值、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激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相联的。产业空洞化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技术进步作用的实证研究

对1985~2008年东亚的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东亚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技术进步。大多数东亚国家(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直接效应而较少通过间接效应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东亚需要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我国需要制定合理的措施,如改变传统的招商方式,注重引资质量,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合理把握外资的流向,更好的发挥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     

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0-2017年东南亚地区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考虑投资质量、东道国内部环境等因素.东南亚国家借助已有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大力改善其内部环境等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菅直人内阁秉承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立足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亚洲国家展开日本外交。其中,亚洲外交与政策成为菅直人内阁外交中最重要的课题。对美关系基本上属于依赖与维持型的关系;而同亚洲的关系则属于增长型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新内容且更加充满活力。菅直人内阁重视对亚洲、中国的经济关系,认为越来越起到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中日撞船事件中的错误对策却导致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菅直人内阁也重视韩国、东盟和印度等。借日韩合并100周年之际,以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来拉近日韩两国的关系。     

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

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大规模传播到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汉文小说创作的全面兴盛.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东亚各国汉语学习的旺盛需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口语学习便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得以在东亚各国广泛流传的重要契机.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给中国小说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正是在吸收和改编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     

日本右翼势力的"解放战争史观"辨正

日俄战争并非正面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是从反面使置身敌国的留日学子站在孙文一边;当年日本东京并非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参谋部,而是干涉和镇压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日本的诸多亚洲主义者并非为援助中国革命而来,而是怀揣趁乱取利甚至肢解中国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介入中国事务的.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掩盖不了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也并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功绩,而是东南亚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抗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亚与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理论依据及其对新疆贸易的影响

近年随着中亚和独联体各国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对新疆外贸尤其与中亚贸易这无疑会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加快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进程,充分发挥其在中国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经贸合作方面的作用,是未来中长期抵消中亚和独联体内部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新疆经贸发展的不利影响,保持新疆与中亚俄罗斯国家经济贸易持续稳定发展最行之有效的途经。     

制度安排与东北亚地区贸易发展

近些年,制度安排对双边贸易关系的作用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验证了制度安排(APEC与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和东北亚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对东北亚国家对外出口的决定作用,并对地区内各国间的贸易潜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安排对东北亚各国的对外出口是有影响的.加快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一体化,将有利于扩大各国的对外贸易,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     

新世纪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分析

俄罗斯外交政策自普京总统上任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亚地区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关注的重点对象。在俄罗斯“务实外交”的引导下,俄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不断改善和加强在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方面同中亚各国的关系。不但重新获得了中亚各国的信任,而且还巩固了自己在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的国别差异关系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作用基本上有贸易促进型和贸易替代型两种。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入手,采用协整分析,选取了六个样本国家,研究了其投资存量与我国对其出口之间的关系。其中,香港、英国、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存量是出口促进型的,美国和新加坡的投资存量是出口替代型的。     

亚洲开发银行中的美日博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亚洲开发银行,是面向亚太地区的政府间区域性金融机构,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1966年,美、日两国的积极参与共同促使了亚行的成立,随后两国围绕亚行的“发言”主导权展开了博弈,在亚行中逐渐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极结构”。双方关注的利益以及各自亚行政策的不同成为美、日两国进行博弈的根源所在。美、日在亚行中的博弈历程也为中国的亚行政策给予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