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修正案(2004)评析 --一个有利于人权的解读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是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新中国宪法的重要修正案,它在中国的宪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实现了中国宪法根本精神的跃进:由推进权力之行使到公民权利之保障;它实现了宪法与权力关系的位移:从宪法是权力的工具变为宪法是人民规范权力的工具;同时,宪法的人权条款将对宪法与法律的解释产生强大的穿透力。在具体的权利保障上,它彰显了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个人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增加了财产权对抗公权力的权能等等。     

宪法的伦理分析

宪法产生于近现代国家调整人的个体性与国家的实体性、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之中,其根本伦理价值目标和内在普遍本质是保障和实现人权.权利的实现和权力的运行应当体现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要求,协调和解决好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职权和职责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构宪法内在的伦理体系以克服这些矛盾,使之能够彰显人类宪政文明的神圣性与尊严感,由此获得人民对宪法的内在认同.宪法的正当程序是宪法制度向宪法实践运行转化的重要实现机制.     

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法理诠释--兼论中国宪法规范的特殊性

立宪主义宪法规范是指根据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人权的宪法法理而产生的具有特定样式和体系的法律规范。宪法规范的表述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是一种含义的表达,但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则应当是一种宪法观念的体现,即授予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观念是宪法规范的精神,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宪法规范的表述方式、宪法规范的结构以及宪法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中国宪法规范的样式和体系与立宪主义宪法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由国情决定的,而是由支配宪法规范的法理决定的,这种宪法法理上的特征体现了制宪者对宪法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的宪政建设。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有无宪法的讨论

在什么角度和层面讨论共产主义社会有无宪法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宪法本质的问题,如果只站在阶级分析的层面来揭示宪法进而推论共产主义社会有宪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没有其理论基础的;而如果对宪法从其目的和目标层次上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宪法作为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职能和组织的根本组织大法,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必要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对宪法本质的思考。     

从“改革宪法”走向“宪政宪法”——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宪法发展的回顾与思索

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及其四次修正案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这三十年宪法发展呈现出鲜明特征: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更新宪法观念、自觉推动下大步向前的;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变迁,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以确认改革成果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及时修订,重视宪法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为宪法从"改革宪法"发展为"宪政宪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论传媒法的宪法属性

传媒法是调整传媒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传媒组织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核心是调整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因此,传媒法具有宪法属性。英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法规的制定、实施与废除,都与现代宪法规定的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宪法应保障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新闻与出版自由、民主等权利紧密相关。我国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法。在传媒的立法和实践领域,需要我们对政府权利和公民的权利给予恰当配置,限制政府公权力的范围,培养公民的能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宪法权利的司法救济

宪法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并保护的权利,如果缺乏一种机制保证其不受侵犯,那宪法权利将形同虚设.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制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措施,故救济乃宪政所急需.借鉴西方国家的宪法救济方式,在我国建立完善的宪法诉讼制度,是宪法对公民权利进行有效保障的有效途径,也是在张扬法治理念下,与国际人权保障潮流的一次接轨.     

和谐社会的宪法保障机制建构研究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和谐社会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和谐社会内容应明确写入宪法，即宪法明确“和谐社会”条款，确认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以及相互关系，通过健全违宪审查和舆论监督机制的途径来完善宪法，从而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

近年来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人民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不断涌现。有的能用普通法律救济可以解决 ,而有的在具体的普通法律中却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根据。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法官如何突破以往的惯例 ,直接运用宪法规范作依据来断案就显得尤为迫切 !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旨意“宪法如何救济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理论误区 :宪法保障等于宪法司法化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通过双重保障才能具体化 :一为宪法保障 (宪法救济 ) ,一为普通法律保障 (普通法律救济 )。前者表现为抵制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 ;后者通过立法机关制…     

宪法是什么?

本文从国家与国家根本法的伴随关系到根本法与一般法律的母法子法关系 ,从宪法的起源论及宪法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从宪法的词语意义阐释宪法古今意义的连续性等角度 ,运用历史分析、语义分析、逻辑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 ,揭示了当前宪法概念的根本缺陷 ,进而提出宪法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文中将宪法概念表述为 :宪法是调整法权关系 ,规范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的根本法。通常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 ,以及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等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     

论我国宪法序言中的根本法

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包含着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具有法律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一般认为宪法序言只是政治性宣言,继而否定其中包含根本性规定;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序言中由政治权力的事实构成的政治决断具有根本性,其见解与立宪主义的精神相冲突。我国宪法学的传统学说虽认定宪法序言包含着根本性规定,但由于缺失体系化论证,其说服力有限。规范宪法学认为,在我国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以及以国家根本任务为统领的公共利益规定中,作为宪法序言之核心内容的国家根本任务虽可被视为根本法,但其既非唯一,也非最高。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新一次修宪的价值取向

宪法的权威性在于它的稳定性,保障公民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新一次宪法修改应当在前三次修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增加程序性规定,完善宪法解释制度,以更好地实现宪法价值,体现出此次修宪前所未有的价值取向,改变宪法频繁被修改的状况。     

宪法财产权与国家义务

财产权的保障并非只有消极等待宪法,但宪法财产权规范并非可有可无。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试论明治时期天皇主义的形成及确立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之初,政局十分动荡。掌权的藩阀企图利用天皇的宗教功能以加强藩阀政府的政治权威巩固统治。而民权派攻击藩阀政权,提倡充分发挥天皇政治功能的立宪君主制。政府内部的亲皇派企图乘机复活传统,将天皇打造成道德君主。政府内部藩阀当权派、民权派、政府内部亲皇派三方博弈的结果最终走向了合流,政府当权派融合各派主张,通过颁布宪法建立了立宪君主政体,确立了集宗教、道德、宪政于一身的近代天皇主义。     

论我国宪法学体系的创新

我国现行宪法学体系较为陈旧 ,不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原理作为宪法学体系的主线 ,将宪法学的内容分为总论、国家论、公民论和典型案例分析四部分 ,以规范国家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各论的指导思想 ,是宪法学体系创新的重要思路     

宪政的基本内涵探析

宪政是现代国家运用良性宪法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从本质上说,宪政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机制,也是国家权力部门内部的平衡机制,是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机制。宪政是建立在宪政理念、宪政文化和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原则。     

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论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

宪法变迁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宪法修改。通过加强宪法解释等方式实现宪法变迁,避免频繁修改宪法,有利于良好宪政秩序的构建和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解释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此,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使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衔接,形成二元宪法解释体制,并为宪法变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     

自然资源产权与用途管制的冲突与契合

自然资源产权首先是宪法上的自然资源产权,然后是民法上的自然资源产权,其本质上是私权.我国目前对自然资源的用途管制属于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在自然资源产权与用途管制之间必然存在着博弈.公益性私权的发展为用途管制提供了契机,作为自然资源产权高级发展阶段的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等公益性私权能够实现公私法的交融,发挥私法在自然资源用途管制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