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与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

作为民族分层的关键指标,主观阶层认同对于研究族际冲突意识和冲突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对民族间的阶层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当前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要略低于汉族,但其阶层认同与汉族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少数民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比例高于汉族有关,即虽然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少数民族的阶层认同有拉低作用,但这种效用却被少数民族相对较高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所消融。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民族关系问题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注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各民族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融。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差异的民族因素影响分析

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流动原因存在差异,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检验民族因素对这一差异是否产生影响。依据是否为少数民族和是否来自民族自治地方两个维度的民族因素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四类,选取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来自非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流动人口作比较,作为自变量,人口流动原因为因变量。Logistic回归结果显著,民族因素对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流动原因差异的影响是存在的。     

滇川藏毗连藏区流动人口族际关系调查与思考

滇藏川毗连藏区作为联系内地和西藏的重要通道区,历来是多民族流动人口的汇集区。近年来,随着藏区社会经济外向联系的不断增强,各民族人口流入滇藏川毗连藏区的数量和扩散地域不断扩大,流动人口与藏民之间的族际交往途径和族际关系都出现了新形貌和新动态。本文在深入该藏区调查摸底流动人口分布情形基础上,重点对族际认知态度、族际关系感知、族际通婚状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而较全面呈现了目前滇藏川毗连藏区中流动人口的族际关系形貌及其变化动态。     

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

尽管不同朝代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历经数次起伏,中国蒙古族、满族和汉族间通婚的限制反复恢复又废止,各族人民的接触交往却从未间断。研究发现,蒙古族、满族已婚人口中,族际通婚比例均超过40%,意味着族际通婚的普遍流行。在通婚模式上,以蒙古族-汉族、满族-汉族通婚为主,历史上曾持续约3个世纪的高度政治化的“满蒙联姻”已由民族间自由交往所取代。在性别差异上,蒙古族经历了由男性娶进居多到被女性嫁出比例反超的转变。在空间分布上,3个民族形成了以辽西走廊为核心的较为清晰的、广泛的东北—西南走向通婚链。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族际通婚主要表现为本地男性娶少数民族流动女性。要重视经济互动、居住聚散程度和人口迁移流动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     

宗族文化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基于族谱、祠堂与CMDS数据分析CSSCI

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快速扩张,人口流动范围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研究宗族文化对人口流动范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族谱数和家谱数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结合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及各省统计年鉴控制个体和地方层面的因素,研究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文化与流动人口迁移范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越浓厚的地区,流动人口的迁移范围就越大。宗族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起到一种风险分担的作用,进而降低人们迁移的心理成本,所以宗族文化强的地区,人们更愿意进行长距离迁移。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鼓励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需要加强地区社会保障以及流动人口的就业保障,降低流动人口的迁移成本。这对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有重要影响。     

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实现迁移的条件——内蒙古赤峰迁移调查

自本世纪初开始,赤峰地区(原昭乌达盟)就是我国华北农业人口向北方迁移的一个重要区域。在短短几十年间,大片草场被开垦成农田,原居住的蒙古族牧民,有的迁到更北的草原,保持着畜牧业的传统,大部分留了下来,变成了农民,并且在与汉族移民的朝夕相处之中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赤峰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在民族构成、生产类型和迁移历史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于1985年在赤峰地区进行了以迁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调查。首先用分类选点的方法,从旗县有关部门的人口迁移记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由于空间分隔,家庭成员居住生活在不同地域,其家庭结构不同于通常家庭的结构。基于对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划分、迁移人员及其序次的分析,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界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带眷系数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因素、流动居住因素、在居住地的收入消费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带眷系数的影响,总结得出促进和阻碍流动人口合理流动的一些主要因素。     

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

利用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城市未迁出朝鲜族育龄妇女和迁出的朝鲜族育龄妇女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行为上的差异,考察人口迁移对朝鲜族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几种类型的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流动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的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对朝鲜族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影响不完全显著。     

流动人口流动距离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及其并行采集的地理信息数据,测算出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流动人口平均流动距离为594公里,东部地区平均流入距离最长,户籍流出地区间存在明显的梯度效应,由东北、西部、中部,到东部流出的平均距离依次递减.家庭决策影响突出,处于分离状态的家...     

中国人口流动格局的十年变迁与思考——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通过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十年间我国人口流动的区域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东部沿海仍然是最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中部地区人口大量外迁的趋势依旧．西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城市作为流动目的地．超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自于镇;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略有提升但务工经商人群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外出年龄有所推迟：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数量激增。造成上述特征及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城乡发展差距与要素集聚格局以及流动人口接纳安置能力与政策等方面的因素。今后我国人口流动需要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以及新型城镇化、主体功能区等新思路的安排进行舍理引导与配置。     

积极发挥牵头作用 推进泛珠区域协作

泛珠江三角洲区域10省（区、市）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总人口近5亿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聚集区,也是人口流动迁移的主要区域之一,跨省流动人口总量占全国1/3以上,主要流入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来源广泛、数量庞大、流入集中、构成复杂的特点。     

改革流动人口出生统计:思考、实践与建议

一、多年的规定何为“流动人口”?虽然各部门、各方面并未给出统一的定义,不过,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指那些“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的人口,即“人户分离”的人口。判断是否“分离”涉及时间和空间(行政区划)。空间的分离比较容易判别。按照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要求,不必刻意考虑在本乡(镇)内各村之间的流动,一般是判别流动是     

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

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乡城人口迁移和贫民窟扩张现象。尽管我国正快速城市化,城镇贫民窟现象并不普遍。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地区流动和迁移人口的住房状况并不比非流迁人口差;在某些房屋设施方面,流动人口甚至要好于城镇当地居民。本文运用2000年0.095%抽样数据研究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流动人口在城镇如何居住?(2)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居住方式是否不同?(3)为什么部分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优于城镇当地居民?     

延边朝鲜族地区人口迁移家庭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数据,对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家庭迁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国内迁移及跨国迁移中家庭特征和个人因素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朝鲜族地区人口流动已有明显的家庭化趋势,这种现象在跨国迁移中比较显著。家庭迁移主要形式为核心家庭(一对夫妇流出)迁移。跨国迁移中,家庭规模和代际关系以及家中是否有小孩对朝鲜族地区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国内迁移中,家庭规模对整个家庭迁移影响显著。个人特征方面,婚姻和年龄对国内家庭迁移和跨国家庭迁移均有较大影响。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2011年全国32个省级单位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

为了促进各地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平衡发展,本文运用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11年7月在全国32个省级单位开展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进行地区归类和差异分析。结果显示,32个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可归结为高参与、中参与、低参与三种类别。低参与地区涵盖了大部分西部和中部省份,中参与地区涵盖了一半的东部省份和1/3的中部省份,而高参与地区涵盖了另一半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和2个条件较好的西部省份。结合地区差异分析结果可知,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较好,其次为中部,而西部较差。进一步从流动人口的相关特征来看,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与各类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基本情况、流动过程、家庭状况和就业特征等方面存在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