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之谜——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视角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与全要素分解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门槛回归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还表现在纠正企业内与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实证表明:(1)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微观企业层面存在“倒N形”关系;在宏观省级层面存在“U形”关系.(2)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贡献更多产出份额,获得更多的资本份额,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但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3)低强度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与企业间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负向影响;适度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企业间贡献、企业进入贡献与企业退出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影响.所以适度的环境规制设计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限制落后产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淘汰停滞不前的低生产率企业,为高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环境规制、行业污染与生产率增长——基于行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我国环境质量恶化和经济增速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一些行业陷入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增长的两难境地。本文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行业污染强度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非线性理论模型,并以我国27个典型工业行业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用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所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除少数行业的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影响较小外,大多数行业的环境规制会导致其生产率出现非线性的"U"型或倒"U"型变化。同时,无论研发投入带来的内生性绿色技术进步还是贸易开放中获得的环境规制技术溢出,均会给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带来正向影响。因此,我国的环境规制应充分考虑行业发展阶段等异质性特征,运用市场化政策工具,在更多的研发投入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中引导企业推动行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利润水平吗

环境规制会影响一国产业利润,进而影响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在"污染避难所假说"还是在"波特假说"中,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都会通过影响产业的生产成本或者收益,进而影响产业利润水平而发生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升干净类产业的利润水平,降低污染类产业的利润水平。采用3种利润水平的衡量指标,就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1998—2008年利润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升我国工业行业的利润水平,并且对干净类和污染类产业利润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我国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科技投入对广西工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模型,利用199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与科技投入对广西工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科技投入对广西工业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环境规制对广西工业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然而,当前广西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科技投入不足、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需要不断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广西工业增长。     

世界各国环境规制的演进与启示

世界各国的环境规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从以命令与控制政策进行规制阶段到经济激励政策推广应用阶段,再到以信息披露为特色的政策创新阶段。环境规制的演进不但丰富了各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而且提高了环境规制效率。世界各国环境规制演进的经验对我国环境规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达国家环境规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环境规制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其改革的目的为了降低规制成本,提高规制效率.发达国家环境规制的改革对我们的启示是:引入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核心的规制影响评价机制,改革传统的命令-控制方式,引入多元规制方式,增加规制透明度,可以减少和克服规制失灵,提高规制效率.     

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而且还受制度演变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建立的基础及其对规制制度演变的可能影响。中美两国在环境规制构建基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环境规制建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公众是规制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且规制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环境规制则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机构先天缺乏独立性,环境规制往往沦为地方政府相机使用的政策工具。在路径依赖作用下,环境规制的构建基础将在制度演变过程中不断被固化,关于环境规制改革的任何举措均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未来中国需要根据制度环境做出适当安排,大力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同时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范围和层次。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可以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利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增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企业进行并购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所有制结构、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水平

将2003—2009年的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基于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于三类污染物排放水平,不同所有制企业有异质性表现;总体上,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更好的环境效应;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助于各类企业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在同样环境规制强度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减排效果比其他类型企业更显著。研究结论为不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环境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为我国的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税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对AQI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首先将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非预期产出纳入环境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我国2014—2019年省际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其次,建立了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强度。最后,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AQI环境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就地区分布而言,AQI环境效率和环境调控强度呈现出明显的“西低东高”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这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是相一致的;第二,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我国各省之间存在较强的AQI环境效率的正空间溢出。第三,环境规制强度与AQI环境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东部、中部地区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西部地区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行阶段。本研究丰富了环境效率的研究体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提高环境效率的政策建议,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规制与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兼论后危机时代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路径

建国以来中国汽车产业一直在政府的密切"关爱"下缓慢成长.严格的政府规制政策虽然对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却严重抑制了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一方面,政府在进入规制和投资规制方面的"越位"行为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受保护的垄断企业丧失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在激励规制方面的"缺位"行为导致了民营汽车企业自主创新举步维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汽车业的技术革命浪潮,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后危机时代,必须转变政府规制职能,弥补"缺位",遏制"越位",加快低碳型汽车战略的顶层设计,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新常态下外资经济的转型发展：基于环境效率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要素优势减弱，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环境效率将成为外资经济转型发展的落脚点。当前，我国环境效率水平较低，外资经济对环境效率影响整体为负，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为此，应把提升环境效率作为外资经济转型发展的主线，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提高环境标准，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区分不同地区，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注重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提高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理论变迁及发展方向

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可获得性资源的选择和配置,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国家竞争力.目前,有关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理论研究经历了新古典主义理论、修正主义理论以及资源基础论的三大变迁.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理论变迁的内在逻辑,一是研究重心的变迁;二是研究视角的变迁;三是前提假设的变迁.随着规制理论重新转向公共利益目标,政府作为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的维护者,既要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同时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也要兼顾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的政府规制建设

我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等各方面的封锁和渗透,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政府规制在保障产业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政府规制必须跟踪世界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平等互利地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为前提,以优化国内经济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为中心,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     

我国R&D投入对TFP贡献的实证分析

作为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R&D活动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以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采用1991-2006年的全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R&D存量每提高1%,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3%左右,而且R&D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般滞后2-3年。可见,加大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可以提高我国的TFP增长率,进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论规制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为分析文本

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是指,政策执行客体和广大公众,对公共政策方案执行之可预期结果的主观评价和公共认同程度。其一般函数关系是:政策执行可接受性=政治权威的信任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其中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对"可接受性"起决定作用,程序公正是构成政策客体公平知觉的重要因素。当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为负时,强化政治权威的信任度,能够增进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考察当代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现状,发现在作为政策执行客体的当事企业,对环境规制结果缺乏政策感知和激励认同的情况下,以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权威为基础,加大规制客体分配公正的政策收益,以刺激政策客体对规制工具的价值认同,成为强化"规制性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落实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路径。     

进口中间品碳排放、环境规制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利用27个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对进口中间品碳排放、环境规制与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变动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碳排放对本土企业科技活动的经费及人员投入具有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本土企业的科技人员投入与专利申请数量具有正向作用。分组回归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碳排放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行业集中度、出口密集度与技术水平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