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当代国际体系正在进行着复杂而深刻的急剧转型,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体系角色和结构地位需要进行新形势下的重新估量。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利害得失,也会对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建构性影响。要把握好发展中国家这个对外关系的战略基础,夯实和拓展这一战略依托平台,中国应该做出与时宜相契合的战略选择。     

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增长与世界通货紧缩

2002年底，中国国际储备已达到284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种种异议。如斯蒂格利茨就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加剧了世界通货紧缩的观点。本文认为当前世界通货紧缩的根源不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国际储备，相反，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国际储备，是应对世界经济动荡的无奈之举。     

建设道德制高点——中国对外关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权力与道德是国际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在一个自由主义道德秩序构成的世界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这包括自由、公平、民主、人权和生态保护.本文分析了国际政治中道德的作用、目前世界道德约束的状况以及中国面临的道德挑战及其原因,并尝试提出应对这种挑战的必要性和策略.     

论双边投资条约实践的"失衡"与革新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双边投资条约(BITs)实践中,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谈判地位与能力、谈判目标与效果、权力与利益等方面的不平等或不平衡现象.近年来,此种不平等或不平衡现象呈现强化和扩张之势.本文主张,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探索BITs实践的革新路径,包括推动国际组织起草新型BITs范本,在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BITs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新的法律概念、规则和标准.作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潜在的重要资本输出国,中国在创立新型BITs中大有可为.     

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责任承担:行为表现与实践成效

国际制度是全球和地区事务治理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各种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国际制度外交,使其融入到国际治理的规则体系和实践活动中.中国在通过国际制度外交参与全球及地区事务治理的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秉持以共享型、问题解决为导向的主权观,对已有国际制度表现出良好的遵守记录,积极、主动地根据自身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发起议程设置和制度倡议,积极推动地区组织机制的建设.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制度倡议与建设行为推动了地区治理网络的构建,改进了地区及全球治理结构的合理性,从而对全球及地区共同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从“主张”到“塑造”——试论提高中国在重塑国际秩序中的自信与自觉

在战后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自由贸易所掩盖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排斥为基本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秩序的不合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但是,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还缺乏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权力转移的趋势加快,中国塑造、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体系亦正处于重大转折期。重塑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提高重塑国际秩序的自觉性和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大课题。     

国际分工视角下中国式并购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并购的主体，即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居于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也引领着全球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高度依赖性则导致其在整个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并购具有比国内并购更多的障碍。就中国企业而言，难以加入国际并购主流产业，在国际并购中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匮乏等都是实施跨国并购存在的主要障碍。尽管地缘意义上的产业分工中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仍存在诸多不足，但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一些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已具备跨国并购的可行性。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合作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很重视国际合作。他们都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坚持平等互利， 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但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国际合作观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和特点。突出表现在国际合作的方式、对象、侧重点等方面有所差异。他们的国际合作理论，无疑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利益与局限--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生产网络不仅能够带来就业扩张与出口增加等直接效应,还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产业转型及要素禀赋的优化产生深层影响。但另一方面对其积极效应也不可过于高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也面临着技术依赖、产业关联不足等诸多方面的局限与挑战,如果不能在参与中通过学习实现自生能力的不断提高,则很容易被锁定为一个下游生产商角色。     

国际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博弈路径——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思考

全球性金融组织当前在减少贫困、货币创新、汇率稳定等国际公共事业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大集团性金融组织中的力量是不均衡的。特别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组织所占话语权的份额与其所提供的成本、综合国力是极不对称的,为此金砖五国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小集团性金融组织)以满足本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本文以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中的集团理论为基础,论证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小集团联盟的范例在提供国际公共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性,并探究了金砖国家内部之间的利益博弈,提出中国最佳的博弈策略。     

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我国学界历来把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要界定为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之举。然而,晚近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于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可能意味着正在推动继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一度潮落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再掀高潮。有鉴于此,学界在继续研究传统路径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对和平发展之中国的意义,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参与重构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基本态势。     

国际投资法中的重大争议问题与我国的对策

本文指出,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历来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分歧,它反映着北南双方经济地位和利益的重大差异。我国政府一贯倡导并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原则上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主张。与此同时,我国在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所参加的保护国际投资多边条约中,就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外资的国有化、特许权协议的法律性质以及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向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进程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来看,在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立足于我国国情,在国际经济事务中采取灵活的策略,是有益和必要的。     

从单方援助到互利共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六十年

为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本文分三个阶段就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战略以及双方的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双方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导的经济交往；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走向了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对中美关系中的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

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现在中美双方利益交织,彼此成为相互依存的"利益攸关者"。从美国方面来说,它必须从以欧洲为重心转向依靠中国,与中国积极合作;从中国方面来说,它必须以"责任大国"的地位卷入和美国合作的国际领导机制。这些实质上涉及到如何研判中美关系发展的变化及其新走向、中国如何运用其"国际话语权"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减少双方分歧和摩擦的重大课题。     

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及政策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纷纷选择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本文以中东欧、墨西哥、东盟和中国四个发展中国家或集团的不同选择为例,初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自身特点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本文认为,通过区域一体化融入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合理选择.     

从"干中学"到"加工中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

现代经济中,"干中学"的含义已经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在"干"中形成生产经验和实现成本节约的过程。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干中学"已经逐步细化为"干"与"学"的国别分离,即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加工中的从"加工中学"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从"开发中学",发展中国家在加工贸易中只能学到加工技术。发展中国家要获得技术进步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必须依赖自主的技术创新。     

联合国范本与经合组织范本:区别与晚近发展

联合国范本与经合组织范本,都在避免双重征税、避免国际逃避税等重大问题上,平衡来源地国家与居住国之间的所得分配,创制和维护国际税收秩序,同时保护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两个范本是有重要区别的,联合国范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经营所得的征税上,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作为征税根据的常设机构的存续时间的规定不同。在资本所得的征税上,经合组织范本规定,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在收入来源地完全免税,股息、分红收入部分免税,联合国范本则把这些问题留给税收协定的双方通过谈判来决定,实际上是为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的征税权。在个人所得上,"固定基地"是否应该被"常设机构"所取代是两个范本的分歧焦点。在程序问题上,经合组织范本最近引进的仲裁条款,以及情报交换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转型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正处在变革和转型之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的神话被打破,世界经济加速走向多极化。发达国家寻求有效全球治理绝不能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已成定局,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趋于松动和弱化,发达国家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将走向终结。尽管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结构在变动中,但实力指标不能单看GDP,要注重经济质量和全面的考察,注重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是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发达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占主导地位,但调整、磨合和重组是基本态势。在这一情势下,必须对中国经济作正确的估量和定位,必须把握好中国对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正确态度和对策。中国已是现行体系的一部分,不需要也无能力充当挑战者,但也绝不当被动消极的“体系的维护者”,而是应做主动积极推进国际经济体系变革的参与者,发挥多边沟通的桥梁作用和建设性作用。     

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分工选择理论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总体而言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印度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而是通过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积极地向国际分工的更高层次发展,并且取得了国际公认的巨大成就。这对同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

张丽平指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表现非常抢眼,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层级正在发生变化,正在由外围经济体向核心外围经济体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摆脱单纯的国际支付规则接受者身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在逐步提高。中国的这种转变不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现有结构,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中心国家——美国手中。而且由于资本项目存在严格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等原因,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很弱。但是,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分子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这种转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进步。中国地位的提升为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建设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应在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此,中国应该在四个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一是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实力是推动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