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庄子注》所言的是“性”本体吗?

郭象关心万物的"性",他给予"性"以"分"、"当"、"极"的规定性。但是"性"只是理性思维下的产物,它作为理性的规律性要求是很难达到本体的。为了消解这种主体与"性分"之间的知性关系,必须上升到更高的程度之上。     

“文体”之辨

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飞速发展,使得文体学(stylistics)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中国的文体学研究古已有之,"文体"指义多端,在文学上主要指文章的体裁或风格;而西方的"文体"则与语言学密切相关,多指"语体"。中国现今沿用的主流"文体"释义基础主要是古代"文体"涵义,在指称文章的体裁或风格的涵义上,又增添新的内涵——"语体"。这主要是受西方"文体",即"语体"学说影响。"文体"研究可以说是对对象最为全面的研究,必将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泛丑”和“审丑”

在艺术史上,有许多被当时认定为"丑"的艺术,而就是这些具有先锋性的"丑"却无时不刻地影响着艺术的进程。历史证明,"丑"的艺术的出现和适时恰当地"审丑"是有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的。然而,面对中国当代艺术"丑化"泛滥(这里姑且称之为"泛丑")的尴尬现状,我们又该如何去审视和评判呢?     

试析悲剧的核心要素

在悲剧研究中,学者经常为一部作品是否是悲剧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悲剧的核心要素把握不到位。对悲剧核心要素的研究应坚持客观、主观相结合。(1)从客观方面看,悲剧主人公由于遭受了"不该"遭受的苦难必然走向"毁灭",并且面对"不该"遭受的苦难,悲剧主人公必然要予以"反抗";(2)从主观方面看,接受者在观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恐惧"、"怜悯"等主观体验;(3)从主观和客观二者关系方面看,作品在被接收过程中必然要显现出它的悲剧价值,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接受者观剧后身心得到了"卡塔西斯"。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重启被一度"中断"的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而重识"五四"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可能的思想文化路径,就构成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共识。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可并占据某种"元叙事"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因其内在于这一新启蒙共识。这一点也为其后的知识产权论争所证明。李泽厚对"五四"的重识,对"启蒙"的重释,对"救亡"的重构,大抵以"文革"后党内重要决议为前提和限度而进行思想史重述,只不过更借重西方启蒙思想的资源,但其将"救亡"与"传统"或"封建"等负面价值相勾连,却"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     

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称呼的历史缘源

"东蒙古"、"东部蒙古"的称呼是蒙古政治统治集团分裂的产物,"东蒙"一词的出现是"东蒙古"一词经历历史演变的结果,"东部内蒙古"是近代日本"侵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代名词","蒙东"是内蒙古东部的简称,是实施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实行地区间合作的产物。这几种意思相近却又不同的称呼见证着东部地区蒙古族曲折发展的历史脚步,体现着时代的变迁。     

过程辩证法大统一于“三”

各种系统的高度整体化均具有"三位一体"的共同特征。各种系统内要素的深度分化也都具有"一体三位"的共同特征;确定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就是从"三位一体"走向"一体三位";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然法则就是从"一"、"二"到"三"的自然法则。复杂性根源的问题就是"三生万物"的问题。     

“知”“道”与审美非对象化思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自知""生知"。"自知"即非外在感官耳目的"反听""内视",其所"知"之"物"就是具有明晰性的非对象性的"无声""无形"。"生知"就不是逻辑的知识性的"知",而是基于天生本性的体悟,"体"之"悟"即整全身(体)心的直观,是对内感官(内视心观)所显现(见)"物"的"直透"。而(生)"知"作为知解力则是会意顿悟,瞬间生成,(心)"目"击(敞开)"道"存(显现)。真正的(生)"知"就是基于非对象性审美直觉的无中生有:原创、草创、首创、始造。     

现代汉语中的“是不是VP”与“有没有VP”句式

"是不是VP"与"有没有VP"句式的句法归属,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确定"是"和"有"的句法属性有助于确定两类句式的句法地位,"是不是VP"与"有没有VP"两类句式中的"是"和"有"都是作为强调标记使用的助动词;它们都是位于"谓头"位置,两类疑问句式都是在"谓头"位置上通过正反重叠语法手段形成的,应该归属正反问句。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两类疑问句式能够得到统一的句法分析,这种统一分析和"是"与"有"在句法上有若干平行的特征是一致的。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途径:"强县扩权"与"强镇扩权"

"市管县"体制的形成与财政分权的分税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体制固然有利于调动地级市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但却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了逐步克服"市管县"体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浙江省在《宪法》规定的框架内实行"强县扩权"和"强镇扩权"的改革,使县域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     

艺术评论即“补救”

对于艺术评论,理查德·沃尔海姆提出了评论即"补救"的观点,也即恢复作品原状的观点。与文学评论的概念相比,这一观点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沃尔海姆主要从反正两个方面对该论点进行了论证,提出了"修正"、"细查"等观点。此外,他提出了认知储存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类。他还对创作过程和艺术家的意图进行了区分。     

陶渊明诗中的"为乐"、"作乐"与"极乐"

陶渊明诗好说"为乐"、"作乐"是因为生活"无乐";表示自己"极乐"有两个原因,除生活"无乐"之外,更兼有前途不能把握,命运不能自主的忧惧。并非堕落的"为乐"、"作乐"与"极乐"成了他痛苦的关键原因所在。     

《说文解字》“误释字”考释四则

《说文解字》在汉字演变中起着无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存在着一些析形释义之误。通过古文字字形以及用例分析,认为:"中"本是商朝建军专用的旗帜;"告"是"祰"的初文,并非从牛;德本义是道德、品行;"皮"本是"铍"之初文。《说文解字》的相关分析应该予以补正。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继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之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对话的基础,透过各个哲学流派向语言转向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即分为"内容"转向和"意义"转向两个步骤完成的。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生存哲学“突围”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是体现"阶级"、"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理想主义"特征蔓延于80年代的诸多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也是一种"伪理想主义"哲学。那么,80年代后期,以某种"非理性"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开始"突围",进入主流文学界,潜意识、本能、虚无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给学界以极大冲击,其迅速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影响文学实践。在80年代政治环境暧昧不明的前提下,其如何能够成功"突围"进入以理性、理想为根本的主流文学界,应该说,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先锋"作用。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