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华《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的解读

《古典爱情》和《爱情故事》都以“爱情”为主要词汇命名,都以先锋小说著称,创作时间前后仅相隔半年,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意味深长的关联。《古典爱情》通过“虚伪的形式”,渲染了暴力血腥、人性之恶及神秘宿命,显示出明显的先锋元素;《爱情故事》则注目于世俗生活,通过现实事象直指人性的麻木与生活的无奈,属于典型的民间叙事,从《古典爱情》到《爱情故事》,暗示着余华从现代到传统、从先锋叙事到民间叙事、从虚伪到真实的创作理念的变化。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

赵树理以歌颂恋爱自由的《小二黑结婚》而享誉文坛,但之后他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却颇受诟病.赵树理小说中爱情叙事的显著特征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他们也经历了从个性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觉醒;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附丽于政治之上,并随社会矛盾的发展呈现出从反映敌我斗争到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蕴含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借爱情叙事反映现实问题是赵树理创作的本意所在,也是造成其小说爱情叙事简单化的主要原因.     

在“宏大”与“细小”之间--解读《陆犯焉识》的历史叙事问题

“宏大”与“细小”是伤痕文学后小说历史叙述的两种倾向,在当下时代,写“大历史”与写“小生活”,宏大叙事和日常化叙事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两者看似矛盾,其实正构成文学的历史叙述不可分割而又富有张力的两面。《陆犯焉识》集中体现了宏大历史叙述和日常化叙述的平衡和失衡,它的创作套路既体现出作家以人性和爱情穿透大历史的愿望,又显现出小说叙述可能性的缺失和思想的局限。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发展研究及其思考

《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俄罗斯文学经典一直都是学界重点研究对象,然而鲜有研究运用神话诗学对其爱情叙事进行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爱情叙事中神话思维“常量”与叙事情节“变量”对立统一关系在矛盾分析法及神话原型理论下有所凸显,构成矛盾原型。起始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爱情叙事矛盾原型贯穿19至20世纪,整体进程呈现出诺斯洛普·弗莱四季循环神话演进规律,是俄罗斯民族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再到黑铁时代两个世纪爱情叙事的演变,映射出俄罗斯民族人文内涵的变化过程。从神话诗学角度可把握多变俄罗斯民族不变爱情文化思维。     

阶级叙事的建立及其变调——以《金光大道》和《李自成》为中心

［摘要］“文革”时期的小说创作并非一片空白，在当时公开发表的小说作品中，作家浩然和姚雪垠在其创作实践中以各自不同的叙事策略尝试丰富固有的阶级叙事模式，或试图与之周旋，在有限的范围内维护文学的自主性，体现了特殊时代中文学与政治的复杂互动关系。     

“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

阎连科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叙事的秘密埋藏在了“身体”之中.通过身体,阎连科大体展现出了三种叙事追求:首先是乡村启蒙叙事;其次是作为反启蒙叙事的“乡村发现”以及对革命政治的反省;第三是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现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反省.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期要文导读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丁万武,王俊杰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作者认为,“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     

叙述的圈套——论《橡皮》的叙事方式

后现代语境下的小说创作是以从本体论意义上否定传统小说为特征的,罗伯-格里耶的《橡皮》通过对传统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拆解,在结构上形成独到的叙事的“网”,将小说创作真正引向其自身,从而开启了新的小说时代。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变革话语的文本书写:董永故事叙事范式转换及后世流布

文学叙事范式的转换背后隐喻的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宏大历史画卷。董永故事在创作和流布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其它经典故事类型,后经历代诗歌、笔记小说、说唱变文、平话戏曲等不同文学艺术形式的加工,出现过孝感叙事、义理叙事和爱情叙事等不同范式类型。董永故事叙事范式的转换是历史变革话语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反映和表达,特别是董永故事爱情叙事转向,反映出唐宋变革时期的市民文学的兴起以及儒释道思想混杂与合流的文化现实。     

语境·模式·规则——“十七年”文学中爱情叙事的话语分析

“十七年”文学中 ,作家们大都突出与强化了爱情这一私人生活空间与工作、革命、战争等公共社会政治空间的矛盾冲突。尽管如此 ,几乎绝大多数爱情叙事都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宿命。从作家们的主观意图与实际接受效果的背反中 ,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机制——即合法性论证、全民动员、形象设计这三项功能     

从神坛走下来的革命党人 ——论田汉话剧的辛亥革命叙事

田汉的辛亥革命叙事聚焦于革命语境下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光辉。这具体表现在,内容上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揭示“革命性”与“人性”在革命党人身上的矛盾统一;思想上通过描绘“残缺”现实与“完美”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升华出“为幸福而死”的革命哲学;艺术上围绕“人性”这一主旨完成了对民初以来革命叙事模式的突破和转换。田汉将革命党人“拉下神坛”的创作实践,代表了“五四”之后创作观念上的时代转向。     

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及其演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边疆研究逐步进入到人类学视野之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走出了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框架，通过阐释边疆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关系和可能性结果，继而形成了“从边疆看世界”的鲜明的人类学叙事特征，内容包括边疆空间意义的地缘政治变迁和主体意义的生命政治形成，前者描述了边疆社会变迁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后者则描述了边疆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相应治理技艺的演变，一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边疆“内”与“外”关联的多层面理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对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自觉与委婉——赵树理绰号叙事的主题意向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体现了作者体会政治脉搏、反映政治生活的自觉,但这种自觉不是一种简单附和与政治追踪,其不仅表明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同时还涵盖善意的包容以及狂欢化的情感态度。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既具有具体反映社会生活、民族风俗习惯心理的主题意向,同时还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     

首条“范式”与“言语”门之边让见袁阆叙事——兼论《世说新语》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关系

以首条“范式”统摄各门叙事,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创作特色:重视“言语”甚至超过“德行”、“政事”,却以边让叙事作为“言语”首条,使其最具确证首条“范式”的重要价值;由考察“言语”门的编排体例与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等,可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全面彰显汉末魏晋“言语”文化时代的本质精神,就是撰者选择“言语”首条人物叙事的根本标准;边让见袁阆叙事,全面体现了“言语”的崇高境界在于表现植根于深厚道德理性的高度文化智慧等“范式”意义.合观《世说新语》的首条“范式”与孔门四科“范式”,可破除学界对“汉末魏晋”概念的含混及偏误认识,更为全面、精准地认知东汉晚末期文化实为汉末魏晋文化时代的真正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可更为深刻地体认撰者首次将汉末魏晋视为一个完整的重要文化时代的学术史意义.     

跛足者的跋涉──关于现代女作家倚重爱情主题的一种思考

文章描绘了中国现代女作家倚重爱情主题的创作态势与突出成就，指出现代女作家创作的兴盛与式微，不仅与时代潮流相关，而且还和女性的社会实践相关，并与女性独特的“角色”体验相联系。爱情主题既成全了女作家，又限制了她们的手脚，呈现为一种二律背反的社会文化现象。     

政治隐喻与文化抒情——论曼德尔施塔姆的海洋抒写

“海洋”（море, океан）是曼德尔施塔姆笔下重要的审美意象与审美空间。曼德尔施塔姆的海洋抒写关涉到“海洋”地理价值属性之外的时间、自由、生命、爱情、政治、文化等精神价值属性。“政治”与“文化”作为曼德尔施塔姆生命与创作的     

论加强新时期爱情歌曲创作的价值引导

大众文化与流行爱情歌曲的兴起,曾被视作思想自由与解放的标志。然而貌似繁荣的文化生产中蕴含着巨大的“文化危机”。爱情歌曲创作愈来愈偏离“艺术本身”,爱情歌曲的创作要不要承载“审美”？是选择“娱乐”、追求简单的快乐？还是选择“回归”？精英文化在流行歌曲创作中应发挥何种作用？这是保证流行爱情歌曲创作乃至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