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的多维审视

农民工半城镇化作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影响因素集中在制度、土地、劳动力和资本4个维度。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半城镇化的制度根源,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受福利失衡;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和保障功能强化了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财政功能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匮乏使农民工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其增长缓慢的收入水平与不断增长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当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进行多维审视,通过保障和提高农民工的收益和工资待遇,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多元分担机制,来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实现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取向的相对独立型、直接扩面型和仿城型三种主要养老保险模式都没有处理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农民工过渡性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实现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取向的相对独立型、直接扩面型和仿城型三种主要养老保险模式都没有处理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农民工过渡性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形成机理及提升路径

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内涵,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农民工职业转化能力、城市生存生活能力和城市融合发展能力形成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通过教育培训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模式选择等路径创新以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2711位农民工的调查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现实而言,在此过程中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等诸多方面面临着各种困境。为了较为真实、全面地认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特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分析可知: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既有共性(例如心理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差异(例如住房、择业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基于此,政府应在就业质量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参与与融入等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合理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人力资本视角下吉林省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析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将随之推进。在了解吉林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行为的基础上,认为其市民化能力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吉林省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论是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市民化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对此,从人力资本视角提出提高吉林省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以促进其市民化的对策。     

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及其应对

新常态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存在放缓倾向、农民工市民化稳定性存在减弱倾向与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难度存在增加倾向。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供匹配供给与需求的就业信息服务、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可有效应对新常态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全面发展。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也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期盼及意向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569份城镇务工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在市民化待遇期盼、市民化意愿和定居城镇类型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由此得出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险是进城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市民化待遇,在城镇务工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他们最希望定居的城镇类型是县城或县级市。据此,笔者提出了尊重农民工需求和市民化意愿,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加强中小城镇建设,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就近就地市民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能够与城镇居民同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中小城市进行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影响因素, 在度量分地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

农民工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仍然有赖于农民工的贡献,但住房问题已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运用改进的斯加思塔人口迁移成本收益净现值模型和统计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发现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各地区生活成本的差异将影响农民工在不同地区的迁移,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日益严重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有可能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引导产业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重新分布是一个重要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城市化战略研究

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载体,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出了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市民化进程的"二元化"、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分析,在坚持多元城市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组建城市集团,以小城镇优化升级为重点发展县域经济,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内容发展具有集聚效应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优化制度环境,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