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型”贿赂犯罪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之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固然具有其时代价值与社会认同感之双重导向,然而在具体落实从严惩戒贿赂犯罪行为的精细化过程时,其略显概括与僵化。因此,唯有在宽严相济原则性刑事政策大背景的指引下,构建新型的"收受型"贿赂犯罪双向对称性刑事政策才是现实之需。此外,准确把握该刑事政策的精髓与要义,要求区分看待索贿行为与收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在"行为因果关系论"对合性理念基础上,实现受贿、行贿行为的互动性诱导作用力的规范化、科学化理解,进而将其运用于贿赂犯罪立法之中。     

经验与逻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基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经验与法理逻辑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秉持刑法之严,又张驰刑法之宽,其价值体现为预防犯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定位于宽严并用和宽优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外化为谦抑与惩戒两种合理向度,由此可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区矫正以及刑事和解等界域,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犯罪化问题反思——以网络“裸聊”行为为视角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对包括网络"裸聊"行为在内的网络色情活动的打击力度逐渐加大,本文从立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社会危害性理论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角度论述网络"裸聊"行为不宜犯罪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具体案件具体对待,这是宽严相济的核心问题.这就要求法院在对某一犯罪进行处罚时,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等相关因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刑法修正案(八)》中,本文将从该政策的角度对《刑法修正案(八)》进行分析.     

人格刑法理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借鉴与启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人本"为特征的人格刑法理论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消除"重刑主义"的影响, 真正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而且对大力推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重大.人格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启示主要是: 在制定刑事政策时我们应当反省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重视刑罚的人道性;实行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努力.     

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原因与防治——以北京市为例

流动人口犯罪现象值得关注,其犯罪特征十分明显.导致流动人口犯罪多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杂糅,在各自范围内都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发生产生一定影响.防治流动人口犯罪,重在预防,需做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由此,转变刑事制裁观念,提倡积极预防,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尤为必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大学生犯罪中的应用

大学生犯罪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受到人们关注。大学生犯罪与他们所受到的学校教育、家庭因素及社会环境影响有关，大多数人身危险性较低，具有从宽处罚的理由。在大学生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严格依法掌握宽和严的界限，当宽则宽。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阶段都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酌情从宽处理。需要关注大学生犯罪后的一些权益保障问题。     

论我国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及其展开——以山东招远“全能神”教案件为切入点

邪教犯罪的发生有个体、社会、国家、国际等多方面的原因,只有深刻认识这些原因,才能从我国现有的综合治理的总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关于邪教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中发现不足,进而在重新定义刑事政策、正确处理邪教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改善社会团体管理制度、建立群众参与犯罪预防机制等方面,结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全面构建预防和治理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宽严相济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是宽严有别、宽严有度以及宽严互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有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受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刑事思潮的影响,其人权保障的使命没有得到完全彰显。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中心地位,以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功利性因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应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来发展的方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基本问题研究——对相关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

传统话语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存在不少误区,如对"宽严相济"的政策定位、基本内涵、与其他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就是如此。"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涵应当被理解为"宽严有度"、"区别对待"。对"宽严相济"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应当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