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杜甫绝句的特点

<正> 前人对杜甫的古风、律诗、乐府叙事诗等极为称道,而对他的绝句则褒少贬多。薛韶认为杜甫绝句“另是一体,不足多学”。申涵光认为“惟杜诗别是一种……虽老放不可一世,终是别派,不可效也。”王世贞说“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杜甫的文体学思想

杜甫的文体学思想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别裁伪体”和“诗文之辨”的辨体理论内涵和意义。古今学者对“别裁伪体”的解释充满歧义,我们通过文献辨析和多方论证,认为“辨体”当最合本意。杜甫之诗文优劣论及其“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的辨体特征,则成为宋人辨体批评的主要内容。其次,杜甫“集大成”的核心内涵就是“集文体之大成”,元稹所谓“尽得古今之体势”便是最早最好的总结。第三,“吴体”最能代表杜甫“破弃声律”和“时用变体”的破体观,他辨证地将破体和辨体结合起来,即“变而不失其所”。许多文献虽然早已为学者耳熟能详并被频频使用和论述,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完全从文体学的视域来全面深入地透视和挖掘其理论内涵,对一些传统命题概念进行全新的文体学解读阐释,将会有很多创获,这对于杜诗学研究当不无？益。     

生之逸兴 诗之阐微——论杜甫在成都的七绝组诗

杜甫的绝句诗计一百三十余首，包括着五言、七言绝句。几占他全集的十分之一强。吾曾论杜甫的绝句诗矣。是从它们所反映现实描写景物以及风格技巧各方面论述的，对杜甫的绝句组诗亦接触到的，然而未详焉。兹篇则专门论述其七绝组诗，以阐明其特殊成就及其美学价值。我们知...     

别开异径的杜甫七绝

杜甫的七绝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这种成就不是表现在遵循传统的风格与当世名家角强斗胜上,而是表现在以高强的创造力于盛唐诸家之外另辟新径,从而给巨大影响于后世。前代某些诗论家看不到这一点,便批评杜甫的七绝“槎枒粗硬”①、“散漫潦倒”、“终是别派,不可效也”②,甚至说杜甫“于绝句无所解”③,其实是他们自己囿于传统的习见。古人中也有看出这一点的,例如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谈诗杂录八: 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唐宋传体文流变论略

唐前传记文主要包括史部的史传、杂传和集部的行状、碑志.唐宋时期,史部杂传数量大幅下降,而集部传体文日益增长.唐宋传体文体制可分为正体和变体两大类:正体之传恪守"纪一人之始终"的规范.但也有变化;变体之传又可分为自传、讽喻传、拟人传、传物、传奇等类,拓展为全新的杂文文体.唐宋传体文流变过程中.古文家是主要推动力量,变体、破体是其内在动力,而增强文学性是其主要趋势.唐宋传体文流变为元明清传体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玉溪诗流变述略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尤以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成为“诗家之途辙”,“古人之总萃”。后人衍其一绪,自可名家。李商隐得杜甫真传,比不上其影响深远广泛,但“衣被后世”,也是代代有人。固然,此种影响和沾溉,时续时断,或好或坏,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但后代诗人学习他,或于时风上补弊纠偏,或在艺术上博采兼收,除宋初西昆体和清初崇晚唐形成宗派外,余皆吸取一二优长,融化生新,自创一格。他没有杜甫源远流长,但承传繁衍之一脉宗绪,始终不绝如缕。唐人别集杜甫、韩愈、柳宗元外,世人笺注之最勤者,也无如李商隐,清以来三百余年大约十余     

论范成大田园诗的代言体特征

范成大的田园诗成功地运用了代言体。其作品能用真正的“田家语”传达出农民真实的心声,堪称当行本色;全方位展示了农民生活中的感想与见闻,令人耳目一新;首次使用七绝组诗体,丰富了代言体田园诗的艺术体式。范成大善于学习、继承前代诗人优秀的艺术传统,格外熟悉他的代言对象———农民,并与之情感相通、立场相近,这些都是其代言体田园诗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论杜牧七言绝句的刚柔之美

唐朝大诗人杜牧七绝之成就,前人多有论述。有的给予了较为诚恳的评价;有的认为他的七绝某些虽发语新奇,但多直达,没有很大的成就;有的虽从艺术上对他的七绝进行了肯定,但却认为气格不高;有的认为其写景抒情之作大多创造了优美的意境,然颇多柔弱之风。特别是对其描写艳情的作品,则几乎是否定的态度。然而,有些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杜牧七言绝句往往具有刚柔相济的特色：刚而不流于枯直,柔而不失于绮靡。这与杜牧的出身经历、理想和信念等方面是绝然分不开的。     

杜甫人格论——以“五伦”关系为中心

儒家人伦思想以博爱为基干。君子之道始于夫妻之爱,杜甫的夫妻之爱至为深淳;继而产生父子之爱,杜甫的父子之爱最是慈孝;推广夫妇、父子之爱,杜甫对弟妹的爱终身不衰;推广家庭骨肉手足之爱,杜甫对君主的忠爱发自真性情,醇恳诚挚。他以狂热而坚韧的生命力与爱心,塑成了千古不朽的仁者风范、君子人格。这是儒家精神似现实而极超越的结果,近乎“尽善尽美”。     

王昌龄七绝魅力谈

在盛唐诗坛上,王昌龄的七绝一体所达到的艺术造诣,能与李白媲美,而有李白所不及者。胡应麟说:江宁七绝“皆优柔婉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如清庙朱弦,一唱三叹。”沈德潜也说:“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谓之唐人骚语可也。”他们都把王昌龄七绝的魅力归之于他的深婉含蓄的风格,这是不错的。不过他们说得太抽象,甚至有点神秘,叫人难以捉摸。本文打算对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作点抉微探幽的工作,以便于更好地继承这份闪光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谈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当时体”

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王杨卢骆当时体”,什么叫“当时体”,清代杨伦《杜诗镜诠》注:“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初号为四杰。”他大概认为“当时体”即唐初体,唐初体又是什么体?看了注还是不明白。浦起龙《读杜心解》:“宜于一时成体之文”,一时当指初唐,初唐体是什么体?还不明白。仇兆鳌《杜诗详注》:“四公之文,当时杰出。”什么是“当时体”,也没有注。其实早在明朝何景明作《明月篇序》已作了说明:“仆始读杜子七言诗,爱其陈言切实,布词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覆之,则知     

怜子如何不丈夫——论杜甫儿女诗的情感内涵

杜甫诗歌中涉及亲子之情描写的片段有许多,其中14首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舐犊深情.杜甫的家庭子女较多,对于"无食致夭折"的幼子,他的愧疚之意终生未销;对于其他子女,他的关爱之情不仅是溢于言表的也是全方位的,他既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也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其教子诗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和方法颇有值得当今教育工作者重视的地方,而其儿女的反哺之情不但从侧面体现了杜甫的教育成果,更可见出浓浓的父子亲情.     

试论张说在岳阳的迁谪诗

张说贬谪岳阳的诗歌,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从他的诗歌可以看出,他修建了最早的岳阳楼———南楼,常与文人雅士登楼赋诗,开“迁客骚人都会于此”的风气;他的岳阳诗是唐诗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结束了其“为对偶所累,成半律诗”的形式;记述了不少岳阳一带的风俗民情;展示了一位封建社会豁达士人的谪居心情;他传播了灿烂的中原文化,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形成。     

东坡论杜述评

杜甫和苏轼是耸立于唐宋诗坛的两大诗人。宋人普遍崇杜,苏轼更不例外,特别是他对杜甫在蜀中的遗迹充满深厚的感情。他晚年思归蜀中而不可得,思乡之情与崇杜之情常常融为一体,他在诗文中对杜甫作出相当全面的评价。“一饭未尝忘君”的含义在对杜甫的评价中,恐怕没有比“一饭不忘君”一语,影响更大的了。在封建时代,这句话几乎成了对杜甫的定评,也是他被尊为“诗圣”的主要原因。然而近三十多年来,这又成了一些人贬低杜甫,或作为杜诗局限性的主要论据。这句话最早就出自苏轼,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     

忠勇杜甫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少有学者从“忠勇”角度研究杜甫,尤其是文人之勇,往往被人忽略。实际上,诗圣杜甫一生性格忠勇,行为忠勇,精神忠勇。杜甫的忠勇,本质上来自其家族血缘的狂傲,但又注入了杜甫个人独有的正直与忠诚,所以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罕见的文人忠勇刚直的性格。杜甫的忠勇是文人的忠勇,除天生禀赋外,更多来自对儒术的自觉践行。儒术给予他更加广博的胸襟,与他早年的轻狂、傲物的性格多元结合,造就了诗人主动进取的忠勇人生,上忠君爱国,下体民情疾苦,令乱臣贼子胆惧。他的忠勇,既体现在他于仕途中的出处实践上,又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杜甫的“忠勇”符合“春秋大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值得全民重温、学习和倡导。     

杜甫《除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

杜甫的《除草》诗描述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草;白居易《送客南迁》中的“[艹燅]草”是他在南方生活的一个“困苦”之事。一般注家对杜甫所除之草和白居易的“[艹燅]草”或语焉不详,或理解错误。杜甫所除之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都是荨麻,是一种毒草。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杜甫与山东

杜甫不是山东籍作家,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也不是在山东度过的,但杜甫与山东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感情。杜甫青年时期,曾经两次游历山东,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其间写下了许多首诗歌记述这两次北游的所见、所闻、所感。直到晚年,杜甫追忆起这段生活,仍然饶有兴味,十分向往。杜甫第一次来山东,是在公元七三六年,时年二十五岁。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远祖杜预的武功及“好为后世名”(《晋书·杜预传》),祖父杜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     

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体相当繁多。大体而言,有诗、文、骚、赋、乐府、骈文、词、曲、小说等。对于众多的文体,古人并非平等对待,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例如关于文体正变,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说得很清楚: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文章辨体》分内集、外集。内集收正体、外集收变体,内外有别。又如吕祖谦《文章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凡变体诗文,皆摈于集外。姚铉的《唐文粹》,“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提要·总集》)这反映出选家们颇为普遍的心态。以几种常见的文体而论,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胡应麟《诗薮·内篇》云: 四言为得不变而五言,古风不得不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