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

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人的尊严意识──《随想录》人文思想资源探索

巴金的散文巨著《随想录》，很值得深人再研究。已故文学评论家冯牧曾经深刻地称它为“一本大书”①但同时他却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于巴金晚年以他的病弱之身，用坚强的毅力写成的作品，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免使人产生一些冷落之感。”从冯牧发出感慨至今，十年过去了，对《随想录》的重视和研究，依然远远不够。近三年来，人文精神讨论在不断深入过程中，提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问题。而一旦要开掘“思想资源”（或称“精神资源”），人们立即感到它的贫乏，甚至产生虚无之感。“在民主与法制、个性等等问题上，中国的传统资…     

《随想录》:巴金晚年的真诚忏悔与回旋性徘徊

《随想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崇高的地位。但从巴金一生的创作来看,《随想录》的思想内容与思维特点基本上还是在《家》的基础上徘徊。其主观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巴金未能对激进的反叛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二是巴金未能对严厉的自谴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三是巴金未能对融入集体的愿望进行自觉的反思。     

试论巴金对同时代文学的影响

在成都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供过一篇《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护，主要梳理、论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施惠于巴金，即巴金所受同时代文学熏染、影响的问题。显然，这只涉及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本文试图对另一个侧面，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何受惠于巴金，也就是巴金及其创作对于同时代文学的反熏染、反影响问题作些探讨，以弥补前文的不足。（一）巴金自踏入文坛后，曾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不是艺术家”，直到晚年写《随想录》时仍是如此。他这样说，因为最初是由于偶然的机缘跨进文坛的，不期然成为作家而成了…     

《随想录》的言说限度与意义扩张——以《怀念胡风》为例

巴金的《随想录》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其言说方式必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要借文学完成有效的公共性言说，必须在保证可说、可写、可传播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言说对象和言说方式。《怀念胡风》一文充分体现了《随想录》的言说限度，但它也不时寻找着意义扩张的间隙。《随想录》构建的是知识者与政治之间适度的批判性联系。     

巴金与《随想录》

巴金晚年全力以赴写作的《随想录》五卷,不仅是他在80年代的最重要的奉献,也是他在1949年以后40年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在巴金全部创作生涯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但是,和巴金前期的作品一样,在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此,我一直认为,对《随想录》的研究在整个巴金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金“随想录”中的忏悔意识及其意义

巴金晚年奋力一搏,仿佛用全部生命的余热去点燃一束火把,这就是42万字巨制的《随想录》。 有识之士已经迅速作出如下价值判断:“《随想录》在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主要有三,即,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结束了夸饰时代,进入了说真话的时代;标志着文学自我审判和忏悔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关心人、尊重人的时代”。不仅于此,“它的影响和价值,也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随想录》将给人们多方启示。从建     

巴金研究:现状与问题--李存光学术访谈录

巴金是我国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位现代文学大师。本访谈约请著名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先生,从六个方面对巴金研究的现状和突出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入的评析。这些问题,既涉及到诸如对巴金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巴金研究的资料、方法与学术机构设置等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更深入到诸如“家”文化现象与巴金的“国”“家”观,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随想录》的历史评价与巴金的人格,巴金作品语言的艺术性等巴金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和前瞻性。要言不烦,深入浅出,既不随波逐流,又不回避问题。对于推动当前的巴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巴金散文中的个体生命意识

巴金散文中的个体生命意识与他对人类的爱是相通相容的.巴金渴望人类自由与平等的生命意识是个人的“爱”的潜能和自我意识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相融合的结果;其崇尚自我牺牲的生命意识则源自他的“爱的永生”和“生命的永生”的信念.晚年,他出于爱和真诚在《随想录》中对自己在“文革”期间沦为“奴在心者”和“说假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使个体生命精神升华到了一个伟大的境界.     

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1年9月12日至16日,在巴金的故乡四川成都召开了“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继1989年上海青浦首届巴金学术讨论会之后的一次国际学术盛会。来自日本、南朝鲜、美国、德国以及港、台和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深入讨论和广泛交流巴金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次会议收到论文60多篇,专著3部。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巴金对中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巴金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围绕这两个议题,大家对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巴金与20世纪中国文学、巴金与中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的关系、巴金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随想录》的评价和“讲真话”的内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他的整个心灵在燃烧——论巴金的散文近作

<正> 当年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的巴金,曾经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抚摸着旧中国母亲的伤痛而写过十多本散文集;建国后,当他拥抱着社会主义祖国母亲的时候,一直以他的散文为新生活而倾心歌唱。近几年来,他创作的散文汇编成《巴金近作》一、二集,《随想录》、一、二、三集,后两者又称《真话集》、《探索集》。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方面都有奇异的光彩,正如老作家黄裳所说,都     

论巴金的文艺观

近年来,巴金多次表示:“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 (《<随想录>日译本序》,《巴金论创作》171页)巴金在过去写的大量的序、跋、前言、后记和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中,曾发表过对艺术的种种见解;近几年来,他在许多文章中更是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巴金的艺术观是他艺术实践的结晶。探讨和研究他的艺术观,对理解他的创作倾向和特色,提高当前文学创作的水平,都是大有益处的。     

巴金前期小说的浪漫主义

巴金是否曾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前期（1）小说是否是浪漫主义作品？对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评论过。最早提出《灭亡》中的壮大心“是著作者理想出来的”，是俞珍华于1930年4发表的《灭亡》（2）。1934年4月，王淑明在《新生》门’一文中，认为巴金作品，“包含着不少罗漫气氛”。同年7月，王淑明在《萌芽》’‘’一文中，明确指出，巴金在创作《萌芽》之前，其作品“都采取浪漫主义手法”。1935年4月，日本冈崎夫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人·巴金》‘’‘，认为“巴金是在中国革命文学舍弃浪漫主义而开始走新现实主义的路之后，…     

试论《家》的艺术成就

<正>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巴金同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家》,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赏,还为作者和中国现代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作为巴金的创作“发祥地”的巴黎,近两年来,连续翻译并出版了《家》和作者的另外两部作品。法国报纸称誉作者是“介于托尔斯泰和亨利·詹姆斯之间”的文学大师,是“中国的左拉”。《家》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持久的艺术魅力?除了它的思想成就之外,显然同它的卓越的艺术成就是分不开的。作为现代语言艺术大师的巴金同志,在《家》这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几个主要方面略作分析。     

巴金的自我拷问

几乎从写《随想录》开始，巴金在反思“文革”同时，也反思自己。他总想弄个明白，这个使我们民族蒙羞、引为耻辱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裹胁其中，而失去分辨抵抗能力？为什么会严重、残暴、荒谬到中外历史所罕见的程度？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接受这个历史教训，再也不要重犯这样可怕的错误，重新经历这样的浩劫？因为只有弄清历史真实面貌，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他常常想到：“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这句看似乎常的话，…     

译本语言明晰化差异与翻译伦理——以《渔夫和他的灵魂》巴金译本和谢毓洁译本为例

在翻译伦理视角下对《渔夫和他的灵魂》两译本明晰性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巴金译本明晰化程度低,更多体现的是“再现的伦理”；谢毓洁译本明晰化程度高,体现了“服务的伦理”和“规范的伦理”.     

论新时期三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巴金、李晓;茹志鹃、王安忆;杨沫、老鬼 父(母)、子(女)创作的互参观照

1978年底,74岁高龄的巴金老人总结了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开始了长达五卷的《随想录》写作。这是他在中国文坛反封建的声音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再次大爆发。老作家回顾了极左政治下,老舍、冯雪峰、赵丹、丰子恺及爱人萧珊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在这些怀念和哀悼文章中,巴金的痛悔之情不能自己。他认为像老舍这样从“五四”过来的民族文化精英,因追求人格的独立和完善不愿趋炎附势,结果不幸成为极左政治下的最早牺牲品。而巴金自己却在“造神”声中一度失去了理智的判断、丧失了健全的人格,为此他感到深深的愧疚:“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     

谈悲剧小说《灭亡》的创作

《灭亡》是巴金的第一部悲剧小说。《灭亡》的创作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巴金为了发泄刚到法国时内心的痛苦而写的，第二阶段是写有关凡宰特、沙珂和朋友来信的部分，第三阶段是收到大哥的来信以后写的，第四阶段是他最后整理、抄写的时候插进去的内容．第一、二阶段是巴金创作的“自在”时期，第三、四阶段是巴金创作的“自为”时期。     

契诃夫《苦恼》与巴金《寒夜》的比较

我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巴金说过：“在所有中国作家当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①的确，从四十年代开始，巴金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一改过去熟悉的封建大家庭生活题材，把笔触投向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描写他们的生活“小事”，《寒夜》的发表标志着巴金的创作又一次达到高峰。这一转变，有种种因素，但不可忽视契柯夫的影响，从契柯夫短篇小说代表作之～的《苦恼》与《寒夜》的比较中，可明显地观照出这一点。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社会异常黑暗，在沙皇的高压统治下，窒息的政治空气使许多人变得麻木、冷漠，契河夫敏…     

开启散文多元化时代的大书——重读巴金的《随想录》

巴金在当代散文中的意义是多元的.他的《随想录》回归了五四散文的文化品格,让当代散文第一次走近作家心灵的真实;第一次让当代散文闪烁批判的锋芒;第一次让当代散文站在现代立场上与民间话语结合,引发了通俗散文的崛起.它确实是一部开启散文多元化时代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