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勋与清代贵州四府名志

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力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约占我国古籍的百分之十。而这些志书中，清代就有5685种，其中不少是名志佳构。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有清一代共计名志116种，其中通志15种，府志27种，州志9种，县志65种。在府志27种中，贵州为5种，其中之《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均为邹汉勋主纂或参纂于道光年间和咸丰元年。一人纂编四府府志不仅为当时所少见，且皆被列入“著作之林”更为当时所仅有。本文拟就邹汉勋其人、邹汉勋来黔事…     

试论道光《重庆府志》的成书与价值

道光《重庆府志》是清代纂修的重庆地区府级方志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志书。它的成书是在知府王梦庚的大力主持下完成的,实际执笔人为荣昌教谕寇宗。本志采用传统的两级分目体,对清代道光以前的重庆府境内的地理、经济、政治、教育、军事、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加以叙述,保存了一些难得的史料。但是本志在编纂过程中过于强调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风俗文化等内容的记载,致使大量有价值的地方性知识流失。同时,由于纂修者的水平所限,志书内容的学术性也大受影响。但由于本志成书较晚,刊本存世量大,查阅较容易。     

试论《谢志》的类目设置

方志的类目是志书体例的具体体现,也是志书各项内容经过分析、筛选、归纳后的结晶。志书类目的拟定,便是对整部志书的总体设计,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能制定出突出重点又包罗万象,备而不泛,简而不遗,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科学的类目,直接影响到志书的价值,决定了是否能编成一部体例完善,结构严谨,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志书。在地方志发展的历史中,方志类目及其设置的演化,经过了一个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过程。研究古代方志类目的演进,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型方志的编纂,或许会有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本文以清代嘉庆初年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广西通志》(简称《谢志》)为例,     

现存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洪武《永州府志》述略

洪武《永州府志》作为明代早期的方志,能够幸存下来弥足珍贵。它不仅是永州地区迄今为止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府志,且为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由于该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直承宋元旧志,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材料,也为了解当时的编志状况提供了参考。     

清代扬州府志述评

有清一代,扬州府共纂修了6部府志,即:康熙三年《扬州府志》、康熙十四年《扬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这些志书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它们反映了扬州之地历古以来的概况,尤为详细地记述了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同治之间的二三百年中,扬州府属各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事迹,成为了解和研究扬州之地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多方面情况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综览这些府志,由于能够恪守志书编纂的法     

缪荃孙与两部《顺天府志》

光绪年间,清末方志学家缪荃孙先后辑佚了两部具有非凡意义的《顺天府志》：一部是1886至1888年缪氏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永乐）顺天府志》钞本;另一部是1879至1885年缪氏总纂的《（光绪）顺天府志》刻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缪荃孙完成了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志巨著,为后世学人编写方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范例,居功至伟。     

襄乐古城调查报告

甘肃宁县襄乐河流域,留存着一座古代城池遗址,即襄乐县古城。该城何时始建,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古代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元代为何废县?围绕着这些问题,经过对该城遗址的实地考察,结合相关文献和地方史志,我们初步找到了以上问题的答案:襄乐县古城初建于秦,西汉统一政权建立后沿袭下来,在历史不同时期经历了许多变化。这里从古代社会早期开始,就成为庆阳乃至陇东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曾长期处于古代社会庆阳农业文明的中心地位。北宋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全面南移,其地位明显下降,到元代实行"达鲁花赤"制度,实行大行省、大州县,而于至元七年并襄乐、安定、定平三县入宁州,襄乐县废止。     

地方志大事记说略

方志大事记,是记述“当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反应“该地方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的志书之纲,是方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编纂新方志时,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务求撰好大事记。     

论寿鹏飞的修志思想

寿鹏飞是民国时期公认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名家,主纂河北《易县志》等,著有《方志通义》和《方志本义管窥》,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了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特色的方志理论——志义说,衍生出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义重于例、因义选材、因义生例、详简以志义为本等思想,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产生了重大影响。     

合肥地域南淝河史事考述

依据《水经注》和明清时期合肥方志对合肥地域流经的南淝河予以考述。指出，南淝河在中国古代的某些历史时期称为施水，而不是一般俗说的南淝河就是施水。到清朝中后期，合肥志书分析古代肥水、施水之源与流合走向的变迁，已较为合理，尤其是论肥水、施水在清以前居于芍陂和巢湖两大湖之间的变迁，见解有独到之处。进而提出，古代江淮河等水系走向已与今日区别甚大，今人更不可用今日流经简单揣测古时走向。要以历史时期地理变迁的角度审度，历史地看待古人对江淮等水系描述的一些言论；后人必须明白，同样是讲施水，《水经注》中的施水，与晚清人讲的施水，又有区别。     

论北魏庆阳佛教的传播特征

北魏佛教在庆阳的传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继东汉以来佛教自丝绸之路初传中原之后自东向西"倒流"庆阳,并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二是深深地打上了早期汉化佛教的烙印,既有早期佛教的简朴,又融入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色,表现在造像艺术上,主要是由粗犷向精细、单一向丰富的转型,反映出非常鲜明的鲜卑族汉化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三是遭受上百年战乱之灾的庆阳人民在反抗无望的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又充分而且巧妙地利用和吸收了庆阳丰富独特的红砂岩自然条件和窑洞住宅技术。     

陇东石刻文化的世纪盘点——“庆阳石造像与古石刻艺术鉴赏研讨会”综述

"庆阳石造像与古石刻艺术鉴赏研讨会"是一次由地方政府与学术研究单位联合举办的讨论陇东古石刻艺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与会代表就陇东石造像与古石刻的特征、石刻断代、佛教艺术资源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     

庆阳老区精神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将庆阳老区精神与科学发展观相提并论也许会被人视为牵强附会。但从其各自内涵及其社会功效等方面看,笔者认为二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把庆阳老区精神的内涵与科学发展观相融合也许会被人视为突生奇想、忽发异论,但从其精神内涵向科学发展的转化看,笔者认为二者的融合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对庆阳老区改变经济社会欠发达的状况不失为一条重要的路径选择。     

庆阳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机遇与思路

庆阳市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异常丰富,但因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当前面临着迫切的发展任务。庆阳市政府应抢抓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机遇,提高对能源基地建设的认识,深入分析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中的各种条件,制定科学的能源开发战略、开发规划和开发思路,积极推进庆阳大型绿色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     

庆阳地方文献建设与利用探微

在对庆阳地方文献调查、浏览、选取、阅读的基础上,从地方文献建设及利用的角度,论述了庆阳地方文献宝库的源远流长、涵盖丰富。分析了庆阳地方文献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及学术价值。重视地方文献价值,共建、共知、共享地方文献,让地方文献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庆阳香包的艺术内涵

透过庆阳香包绚烂夺目的外型,它古朴的风貌,浪漫的色彩、粗犷的气质,怪异谐谑以及素朴入俗的审美特征到底体现着什么样的艺术内涵呢?     

庆阳剪纸的意象特征与审美意蕴

庆阳剪纸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剪纸艺人用自己朴素的理念把心中的"意"与眼前的"象"紧密结合起来,以剪刀和彩纸为依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意象"形式。这些"意象"以探究自然的本质、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必然为主要特征,采用互渗复合的手法,表现自由自在的时空变换和率性而为的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蕴。文章从庆阳剪纸的意象入手,着重探讨庆阳剪纸的意象特征和审美意蕴。     

庆阳市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新思路——庆阳市发展特色农产品的对策研究

特色农产品产业化是庆阳市农业发展的方向,但农村经济现行的运行特征和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阻碍了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的发展。只有采用全新的思路,才能推动庆阳市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庆阳市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分析

低碳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建设新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以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最大的社会产出.发展低碳经济是摒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从庆阳市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限制因素和基本思路展开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以期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论庆阳窑洞住宅的特征

庆阳窑洞住宅是庆阳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萌芽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形成于公元前16世纪前后的商代。庆阳窑洞主要有三种形式:明庄、半明半暗庄和地坑院,包含了黄土高原窑洞的基本形式。陇东窑洞是远古人类"穴居"生活的继承、发展和进化;窑洞具有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地土、经济省工等优点,映射了庆阳古代劳动人民在艰苦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窑洞住宅培育了庆阳古人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情感,表现出浓厚的道教风土观和儒家"长幼有序"的伦理思想;同时也是庆阳远古以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