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濡育的悲剧性格——周朴园人物性格的文化视角

周朴园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创作的话剧《雷雨》中的中心人物,关于这一人物性格的传统剖析,多从作品整体悲剧成因中考察,另有学者从阶级、伦理、人性角度论述;我们认为,周朴园这一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因在于中西文化的濡育,20世纪初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使其个性呈现出较为复杂而非单一的行为方式,即其人物性格明显带有特定时期文化碰撞的特征。     

再论模糊性格与人物真实的关系

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人性鲜明等同于性格单一，使本来力图再现真实，反而距真实更远。本文从性格模糊的形成原因入手，先理顺个性鲜明与性格模糊的关系，即性格愈模糊，个性愈鲜明。再对用单一性格的“个性鲜明”来表现人物的真实这种现象予以驳斥，确立真实的艺术形象性格应模糊复杂，从而理顺个性鲜明人物真实、性格模糊复杂三者的关系。指出了走向两种极端的根源在于不能正确理解三者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见出再论三者关系的意义和必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论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模式、贡献与启示

改革开放使广东实现辉煌的历史跨越，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独特贡献，其蕴涵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探析朝鲜半岛局势中三大主导变量与民族主义的作用与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区域的权力分布以及相关国家的外交技术手段构成了半岛局势演进的主导因素。在此之外，半岛上朝韩两国的强烈而特色鲜明的民族主义力量也作为一种附加变量参与半岛局势演进。审视历史和现实情况，可以发现三大主导变量对半岛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发挥具有刺激和压制的双重作用。因此，朝韩两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半岛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其作用发挥的强弱有赖于影响半岛局势的某些主导因素的支撑或变化。     

平民式抗争的英雄意味——周天化形象解读之维

加拿大华裔周天化其貌不扬、身世惨淡,甚而心理机制颇异,为博得新的生存下的身份认同,踊身跃入生命的劫难之境——以南洋雨林为背景的派系复杂的异国战争场,穿梭中表现出孤独、坚定、智慧的平民型抗争意志和力量,并升华而契合本真的英雄叙事蕴涵,其一生极富人性杂色和时代意义。     

恶之根源：《等待野蛮人》中的路西法效应 *

库切在《等待野蛮人》中展现了系统力量造就的“敌意想象”和情境力量场中的“去个人化”对施恶者人性和行为的强力影响，改变了人们对人性和罪恶行径的定势认知。虽然库切对人性之黑暗有着清晰的洞察，然而，他并没有对人性丧失信心。通过对主人公这一平凡英雄的刻画与褒扬，库切试图向人们传达：只要坚守人性之本分，人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意志力抵抗住外在力量的影响，避免走向恶之端。库切对罪恶和人性的深刻剖析显示其作为一名哲学作家的深度思辨。     

爱欲与文明的冲突──《雷雨》主题新探

过去对《雷雨》主题的认识是鉴赏主体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创作主体的创作主旨。文章从作家当时的思想实际和作品本身出发，论述了作家是以人性的丰富性作为自己终极的审美价值取向，从作品中人物在无法选择的环境中的挣扎、苦斗与无奈中，得出了《雷雨》主题是由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构成的人类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     

《雷雨》和《群鬼》的时空艺术比较

《群克》与《雷雨》在时空艺术处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姻缘关系．但《雷雨》有独创性，有中国特色，其艺米价值远胜于《群鬼》．     

试论《雷雨》的“第九个角色”

众所周知,《雷雨》中只有八个角色。可作者偏说:“《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而我总不能明显添上这个人……”。因为作者的这段话,关于“第九个角色”的问题,曾引起评论界的歧议:有的根本否认“第九个角色”的存在,认为这是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说辞”。有的则认为“第九个角色”就是指的《雷雨》中的命运观。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 《雷雨》中确实存在“第九个角色”。它是推动悲剧发展的力量,但不是命运观,而是扼杀人的个性,迫使人性异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分则操纵舞台上的八个人物,面目迥异;合则可借“第九个角色”为名。我们认为,具体弄清“第九个角色”的面目,对完整地把握《雷雨》,理解《雷雨》,乃至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金东里文学人性思想探微

对自然的认同和皈依是金东里人性思想的存在依据。在金东里的作品中,自然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人类惟有与自然合而为一才能显示其存在。另外,金东里的人性思想鲜明地表现出对生命底蕴的探讨和赞美。金东里笔下的人物往往置身于文明世界以外的广阔天地中,展示出其生命的刚健和活力。     

中国古典诗学"言意之辨"的美学生成

言意观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语之一,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品格和诗学品位。本文以“言意之辨”的缘起为逻辑生长点,较全面地论述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义生文外等美学参数及生成机制,以期有效达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与世纪之交西方语言哲学的对话性接轨。     

《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人性本真的书写,是决定历史小说境界的关键所在。思古源于抚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的“铁三角”权力关系(权力的源泉及其公权代表与私权代表)为叙事框架,演绎了一场转型期变法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文化烂熟期的复杂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谐而颇具张力的叙事风格、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以及典雅而充满诗性的叙事语言,使得该书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显得成熟稳健而又别具一格。     

市场经济的人学阐释

经济学具有丰富的人学蕴涵。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人为中心 ,研究人的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的人性分析的根据 ,就在于人的经济行为与人性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经济人”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是市场经济人性分析的逻辑假设和基本前提。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适应人性完善和发展的需要。     

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需要”与“创造”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人的存在是一种"需要—创造"性的存在。这种特性使人的存在又成为一种价值存在。人类存在的独特性——"需要—创造"性,及人类活动的独特性——能动的实践性,都是通过价值所显示的人的本质,表征着人的存在的价值属性。     

科学技术的“原罪”及其背后的人性

科学的原罪在于其特殊的活动方式和由此得到的抽象的理论。技术的原罪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科学技术原罪的特征是不对称。科学技术原罪的背后是人的本能———好奇与控制,以及人性的弱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原罪,淡化和改变人的本能,改善人性的弱点。     

试论中西人权思想的表达特征

人权意识具有普遍性,而人权意识的表达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蕴育了丰富的人权思想,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达风格,与西方人权思想相比,其关于人权的发生、性质、标准的表达均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为:人权发生的社会论,人权性质的道义功利一元论和人权标准的义务取向。     

人生与文学的二重奏——叶梅、叶广芩创作观念与文学风格比较

同为少数民族女作家,叶梅和叶广芩有着截然不同的文风。她们又有着许多契合之处,如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坚持和对地域之美的成功描写。两人都善于把人情伦理刻画得细致入微。两人最大的共同处还在于相似的创作经历与对人的命运的积极探讨。她们的小说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广受好评的杰作,主要是因为对文学使命的秉承,自身多元文化与复杂经历融合的背景,不屈的文学个性;另一方面,独到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性,也使得她们的作品非同凡响。     

生产实践与生命美学

认定"美来源于实践"是实践本体论美学逻辑上的必然,把美的来源"归之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生命本体论美学立场的言说,把美的来源"归之于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则属于存在本体论的话语。"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含义,在实践本体论美学、生命本体论美学和存在本体论美学的不同视域中有所不同。而科学技术发展所促成的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具有作为基础性条件使人的存在的审美化得以日渐加深和拓展的潜在功能。     

展现畸形社会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悲哀——论《围城》的深层意蕴

该文试从社会、人生及人性三方面来展示《围城》的思想蕴涵 ,对《围城》的主旨提出新的认识———《围城》表现了中西文化合流与碰撞下的畸形社会和人以及对人生、人性的哲学思考。     

心性本不二--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论儒家"性"论之特征

在儒家正统哲学中,"性"作为人得以成立之依据,乃是天赋的.这也可以表述为"性善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贡献在于,它论证了人性(天性)之实践环节在"心"上,由此形成"心性不二"的天-人关系框架.突出"心"之本体地位,"人道"内在同一于"天道",对"天道"的追求也实践地落实为人道追求;但另一方面,人道实践乃是天道实现的环节,又深刻地区别于"人类中心"的泥淖,从而有助于建立天-人,人-物的合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