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关系及实现

社会救助作为反贫困的长期制度安排，多元救助主体是其主要特征，多元共治是社会救助事务的核心要义。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上，国家是社会救助首要的义务主体，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强化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家庭、个人也负有社会救助的义务。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关系上，个人自救、家庭互助在主体责任关系中处于第一和第二位阶，“穷尽其他帮助”是我国社会救助法律规范中的要件，国家在主体责任关系中是处于最后位阶。为此，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和政策改革中，通过明确政府的给付责任，强化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实施分类管理和开展社会救助服务，激发有劳动能力者的个人积极性，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和个人尽责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社会救助制度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合理定位

社会救助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子系统,它通常被视为政府的当然责任或义务。本文通过对社会救助制度中政府责任的必然性、表现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了政府责任在社会救助制度中的合理定位。     

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国家救济为主,民间慈善义举为辅。近代以后,地方士绅商人和宗教机构等创办的民间慈善机构及西方传教士经办的慈善事业作用突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加剧,催生了一大批弱势人群,造成一些社会冲突。这些弱势群体的主体是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引起的,因此,应当侧重从社会支持的角度考虑对他们给予救助。在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方面,应确立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理念,即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责任性的制度性救助;同时,强化宣传民众在社会救助中的责任,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纳税责任;大力推动社会保险如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发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广泛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加强弱势群体自身素质的提高,让他们学会自救自助。     

我国社会救助社会化之路——以“爱心超市”为研究样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政府仍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主导,它在凸显国家道义和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制约了社会救助水平的提升、受益面的扩大和社会力量的参与。目前,投资主体单一、救助对象狭隘、救助内容单一、救助理念差异大、救助队伍非专业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救助制度社会化程度低。社会救助应以社会化为目标,从投资主体多元化、救助对象大众化、救助内容多样化、救助理念社会化、救助队伍专业化等方面予以完善。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与城市居民社会救助理念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是现代社会救助不可回避的历史基础,其救济思想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其基本原则与传统社会救济截然不同,即强调社会救助中政府的法定责任、公民的法定权利和对应义务的统一。然而,传统社会救济思想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着现代社会救助理念建设,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为:对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强调不够;对民众社会救助义务宣传不力。理念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和工作人员对社会救助认识模糊、混乱,阻碍了社会救助制度健康发展。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的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

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实现社会公平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在当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救助制度正经历着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的重大变革.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化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制度转型,是对具体救助问题解决的路径指引;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决定了社会救助理念及其制度创设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化,而法治化则为社会救助变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制度框架.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变革必须藉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为逻辑起点,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无法发挥作用时,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社会救助。自救助基金制度实施以来,其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但严格的补偿条件和因地而异的运行机制阻碍了社会救助功能的发挥。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救助基金的来源,修改救助基金的补偿条件,完善救助基金的追偿,使救助基金作为社会救助之一种,能够起到安定人民生活、救助社会弱者的作用。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