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学术谋解放——胡适开启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胡适从新文化的倡导者投入国学运动,志于谋求中国学术的解放.他以再造中华文明为目的,将国学纳入建设新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学问,提出整理国故,赋予国学以新的内容,改变了以治经为主,以小学为途径,以读经为普及活动的国粹学局面,从而推动了国学向现代学术方向的发展.胡适在20世纪40年代后不再谈国学,而谈文史研究.他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若干疑难的狭小的问题,采用传统考据方法的细密的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文史研究代替了国学、古籍整理代替了整理国故.评价胡适对国学运动的贡献及其文史考证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国学性质的认识,亦有助于对当前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的理性思考.     

国学辩证

近年国学呈现复兴之势,但"国学是什么"仍是最有争议的.从对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的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术问题需要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以“史”观“文”:抗战前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1925～1929)间培养出诸多学有所成的学界中坚,形成20世纪文史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映照着中国现代社会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学"语境下,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以小学和史学为主,而清华国学院的70余位同学中,只有少数同学选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多偏"历史",所涉时代多为宋前。上述特点,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培养的偏向所致,也与当时"国学"研究多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学术的文化倾向息息相关。考察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时代思潮与同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及其特征,管窥现代学术在"国学"场域中的展开过程,并反思学科专业化后所带来的研究误区。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国学思潮批判

国学是在西方现代学术传入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保存中国传统学术,抵御西学而提出的。因此,国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包括儒家的立场、注解经书为主的研究方法等(国粹学);而不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国故学)。国学具有反现代性、反现代学术的性质,它拒绝中国学术融入世界学术,并且打上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以及被文化市场运作。从国学产生至今的历史来看,它也不具有可行性,仅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总之,国学是一种过时的、倒退的伪学术。     

传承国学经典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步入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帷幕徐徐拉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沉寂多年的国学又开始在中华大地悄然回暖,国学教育也重新走入中小学校园,并焕发出勃勃生机。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而光辉的文明历程,     

从《诗经》教学谈普通高校国学经典教育的偏差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国学教育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乃至构建中华学术体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当前普通高校的国学经典教育仍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就《诗经》教学来说,存在着过于重视文学教育而忽略了国学文化精神的教育,既不能体现儒家经典文化的深邃内涵,也不能反映《诗》学全貌,更不利于国学教育的普及。纠正国学教育的偏差,一方面要针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度较高的受教者开设专业课程,另一方面要针对广大高校受教者开设普及性的国学经典选修课。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现代化潮流中的国学思潮及其走向再省思

"国学"作为本土文化或学术的特称,本是现代化潮流在中国兴起后的产物,但与此同时,它又是被现代学术无情解构的一种学术系统。国学思潮所处的这种吊诡境遇,生动地折射出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自我调整的艰巨性,并使聚集于"国学"大旗之下的各派价值取向及其处置传统学术资源的理论或态度,亦往往呈现出种种异相和复杂性。其间的进退得失,不但牵动着国人对民族文化传统未来命运的思考,而且为当下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