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预测的比较分析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和机构用不同方法和模型对中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作出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部分预测结果进行了验证,发现专家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差别很大,不过他们的预测也有相似之处,就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将呈递减的态势,比如绝大多数的预测是中国在201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至6%左右,这似乎说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将要结束,但是对于导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却是见仁见智。文章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政策意义在于提醒政府应该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与展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等。但中国经济仍存在许多弱点,银行体系相当脆弱,国企改革任务艰巨,环境恶化与社会矛盾尖锐化并存。综合来看,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仍将长期发挥作用,在未来10年里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仍将在6%~8%之间。     

基于后发优势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演变趋势研究

后发优势经济体在达到12000国际元后同样会进入结构性减速,其增速变化与其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紧密相关.根据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在进入结构性减速之后,相对美国人均GDP每上升1％,导致人均GDP增速下降0.16％.根据上述规律预测未来中国中长期增长演变趋势,即在达到12000国际元的结构性减速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要比较早时期的国家同一阶段的经验增速更快.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潜能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惯常状态。但近几年来,这种高速增长的态势正在发生改变。本文首先在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简要评析后,对新常态下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和"增速"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促进潜在增长率区间内,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在新的历史阶段,应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增长内涵的认识,既要追求"质"和"量"层次的快速健康、优质高效,也要追求"效用"层次更多更好地使全社会成员分享增长成果和发展福利,实现中高速增长、内涵式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相协调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保持多久?——乐观论与悲观论的论争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究竟能保持多久?是学术界、政界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通过对乐观论与悲观论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的透视与述评,引出了如何看待乐观论与悲观论及其论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投资与消费,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问题,并由此展开了论述,既揭示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看法,也给学术界提出了如何化解当前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素的研究课题。     

论适度经济增长率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几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选择适度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攸关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大计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控制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应有的议题。因而,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

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明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变动趋势,厘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背后的决定因素。从长期看,劳动力供给数量、资本形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正趋于下降,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在上升,因此,中国经济如何面对转型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短期来说,2012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和内部各方面的冲击很大,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操作空间正在萎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挑战。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必须实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条件,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资产的资本化进程,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尤其是应以土地资产的资本化为切入点、以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为条件,进一步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本文指出 ,近年来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大背景下 ,“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但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几年呈下滑之势。究其原因 ,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 ,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使经济回升的难度明显加大。作者认为 ,经过这一轮重大调整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与波动将可能出现“缓起缓落”与“长起短落”的新态势     

基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研究

人力资本、R&D与经济增长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流动所决定的内生技术经济增长机制将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实证检验,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我国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此外,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存在许多现实问题,高级人才多集中于外资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分配结构上出现两极分化,而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根据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和未来趋势的分析和判断,必须从提高教育水平、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科研投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加强政策导向,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民众经济权利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

从制度因素中经济权利的角度剖析中国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分析经济权利作用于劳动、知识、资本要素增长率的过程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转轨初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在于赋予民众一定程度经济受用权的前提下,通过逐渐扩大民众经济行为权,使民众的要素供给增加,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当行为权不再起限制作用后,应继续促进要素供给增加以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并将改革的重点主要转向完善经济受用权。     

新旧常态转换与政府行为调整——兼论供给侧改革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大多与政府过度干预相关。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应做出相应调整。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是政府行为调整的出发点。那种引领新常态的说法有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些根据政治决策倒算出来的或者依据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推算出来的未来潜在增长率，缺乏科学依据。政府应逐步减少采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经济过程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而应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的制度性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体制框架，让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中国金融抑制、金融漏损与经济增长

理论研究和经验表明,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中国在长期处于金融抑制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颇为相悖,中国金融抑制下的金融漏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处于转轨经济中的中国金融改革,必须加快金融深化的步伐。     

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储蓄耗散:假说与事实

通过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工业化国家在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结构性减速的发生家庭储蓄率会出现下降趋势,由此提出"储蓄耗散"假说。根据这一假说,对于从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型的城市化进程而言,经济增长速度6%以下是储蓄快速耗散和储蓄率快速向低水平收敛的区域;在资本市场不完善和储蓄无法向有效率的路径转换的不利条件下,储蓄耗散将沿着资产价格膨胀的无效路径进行,且诱致城市化阶段持续的隐性通货膨胀。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的中国经济,也正在进入储蓄耗散通道,关键是如何通过更完善的制度设计,实现储蓄向资产的有效转化。     

新常态下的中国潜在增长率:政策共识与理论分歧

当前,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判断存在巨大分歧。关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观点分为"周期性下滑"与"趋势性减速"两派,前者以象牙塔学者为主,对理论化研究有偏爱,代表性观点是"国际环境论"、"动力转换论"和"调控紧缩论";后者以政策研究人员为代表,侧重经验研究,代表性观点是"减速节点论"、"结构性减速论""发展机制转换论"。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国际环境都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前者典型事实是劳动力市场转折和产业结构转变,后者典型代表是世界主要组织的增长趋势预测、公众未来预期的恶化和对于中国与世界不同关系的认知,随着国际经济增长步入增速更低的"青铜时代",中国经济增速将不可避免出现下滑。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

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当前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在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形成接续。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是从关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质量型“中速”发展。路径选择是调整经济结构,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创新驱动;缓解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困境。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20多年来中国的GDP每年以9%左右的速度递增，这种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对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理论界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最新争论进行了综述，并在此提出管窥之见。     

关于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利用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

最近几年,我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程度如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将对未来几年我国是否应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理论根据和实践依据。我们利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来研究我国实行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通过计算发现:1978—2001年期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趋势越来越缓慢;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同财政支出的增长变化方向相同。利用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平均值数据,我们度量了我国财政支出变化对GDP变化的影响程度,得出我国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的结论。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从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的长期趋势持续上升,而从90年代以后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的长期趋势却下降,这将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压力。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收入“门限效应”检验

基于门限效应回归模型,利用中国1993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将收入增长率作为门限变量,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收入增长率位于门限值以下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显著;但是,当收入增长率位于门限值以上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经验结论表明,为了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应当将收入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社会预期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全局

宋宝安撰文指出,社会预期是指公众对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和生存环境所作的估计。随着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社会预期已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因素。社会预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率存在非常的依存关系,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消费旺盛时期,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消费低迷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率下行比较快的时期。不可否认,长期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滞缓而苦恼,因此,现代发展理论和各种经济增长模型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启动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速度。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速度的滞缓,相反,在相当多的年份则是受由于经济增长率过高而带来的国民经济波动之烦扰。单纯从速度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18年中,中国是属于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增长率有不少年份高达13％以上。40余年的经济增长路径表明,中国的经济运行中总潜伏着一股强劲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问题上则动力明显不足和缺乏机制保证。因而,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未来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现状而言,符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要求的增长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单纯是指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列内含型扩大再生产方式的转变吗?针对中国的现实,粗放、集约经营是一般概念还是特指概念?在巨大的入口压力下能否或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相关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