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茅盾短篇小说思维比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茅盾的短篇小说各具特色,呈现了二者的思维差异.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比较思维主体心理态势的内倾型与外倾型;创作思维中形象思维及其抽象思维投影的轻重,视觉思维与言语思维,创造性思维与社会性思维;思维成果中共时性与历时性,话语表达的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文本的可写性与可读性及解构旧秩序的不同价值观.     

朱光潜审美意象理论的话语转换及其局限

意象在朱光潜美学里,虽然从"形象""意象"到"物乙"等命名有变化,但是其本体性地位始终没变。朱光潜前期美学主要对意象进行哲理上的思考和心理上的分析,后期则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从社会历史实践角度来阐释审美意象之生成。意象理论话语从"心物统一"到"主客统一"的转换,有其与时俱进性和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也有某些局限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论意象与联想力、想象力之互动——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联想力与想象力是思维力的两大翅膀,藉以让思维力遨游于客观与主观时空,以通贯心、物,上撤其本、下撤其末,将真实世界、伦理世界与艺术世界融通为一,以呈现真、善、美的圆融境域.而意与象即相当于心与物,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原动力,自然和联想力与想象力关系密切.大体说来,就在联想力与想象力的作用下,意象得以形成、表现、组织与统合;其中意象之形成、表现,关涉到偏于主观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形象思维;意象之组织,关涉到偏于客观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逻辑思维;而意象之统合,则关涉到合客观与主观为一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所形成之综合思维.由此可知意象与联想力、想象力,在思维力的大力牵合下,不但三位一体,而且使它们形成"意象←→联想力、想象力"的"多"、"二"、"一(0)"螺旋结构.     

论杜诗意象的突破和发展

"意象"一词也许是中国诗学中最具特征性的术语之一.杜甫的意象思维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他的意象思维的深刻性、多样性,都有不少他人难以比拟的地方.杜甫常常把前人诗中很少出现的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塑造了许多日常生活意象.杜甫不仅在突破传统意象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在发展新的意象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     

大历十才子诗歌意象论

大历十才子诗歌的意象群有其独特风格.如植物意象中以草、柳代表离别与乡思,松、竹、莲荷则具宗教指涉意味,山水意象的隐逸主题,云意象的隐逸色彩和禅意情调等等.十才子诗歌在意象组合上,以并列式组合为主,意象呈现静态化;其次是虚实结合,虚实相济,使诗歌具有鲜明的感觉效果和虚灵萧散的美学风味.     

写作思维类型刍议

写作思维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活动。能否科学、准确、合理地给写作思维进行分类,直接影响到写作理论研究的探入与拓展。从思维内容的角度,我们把写作思维划分为理论思维和意象思维;依据思维成果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性的不同,写作思维又可分为实构性思维和虚构性思维;按照思维成果是否经过了明确的思维步骤和思维者对思维过程是否意识到的角度划分,写作思维又有常规性思维和非常性思维两种不同类型。     

歌唱中的思维与想象

歌唱中正确的理论和认识,完全依靠思维与想象(也即语言思维活动)。而想象本身也伴随着大量的思维活动,歌唱者清晰、准确的形象或意象,来自思维中的想象活动。     

伯顿·沃森英译《楚辞》的描写研究

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中国经典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译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以他英译《楚辞》为例,从描写的角度,对原诗和译诗神话意象组合、香草与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直译法基本再现了原诗的美学形式和功能,但也有对原诗的文化误读和误译。     

伯顿·沃森英译《楚辞》的描写研究

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中国经典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译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以他英译《楚辞》为例,从描写的角度,对原诗和译诗神话意象组合、香草与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直译法基本再现了原诗的美学形式和功能,但也有对原诗的文化误读和误译。     

毕加索的中国知音——浅谈中国民间剪纸与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中的直觉思维

中国民间剪纸造型中的意象表现和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风格具有相似之处。两者形成过程虽然不同,创作思维却有其一致性,相通性。即注重直觉思维,将不同视角的同一事物的各个部分或不同事物组合于同一画面,进行多维空间的意象表现。前者是天然浑成的自我状态,后者却是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后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创新革命。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和西方现代美术才有了奇妙的共同点。     

不能以“想象”否弃“形象思维”——与黄海澄先生商榷

不赞同黄海澄对形象思维论的驳议。认可形象思维已经成为目前心理学的常识。目前的心理学看待和界定思维已经超出狭隘的视野,已经不仅确认理性的抽象思维,同时认可多种带感性色彩的思维。想象的职能是在头脑中构造形象(意象),想象不可能承担起文艺创作过程的全部职能、全部任务,文艺创作还需要形象思维。想象只是形象思维的主要方式,"想象"概念不能代替"形象思维"概念。还应该确认"艺术形象思维"概念,"艺术形象思维"有别于普遍形象思维,是形象思维的高级形态。     

从意象到情境——略论“西楼”意象的生成、移植与超越

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意象思维,多采取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常常通过刻画审美意象来抒写情感、创造某种艺术形象。在传统文学思维中,"西楼"意象就是这样一种意象思维。它经历了从诗词中的西楼具象到意象的形成及对戏曲中西楼意象的演变,通过对袁于令《西楼记》中西楼意象的分析,可以发现它对建构戏剧情境的重要作用。     

艾青诗论：致力于新诗美学体系的建立

艾青诗论致力于新诗美学体系的建立,确立了诗与现实、诗与时代等正确的审美关系,提倡诗的真善美统一,视诗的创作过程为复杂的形象思维化合过程,主张诗的形式应追求和谐、平衡,对诗人提出了高而严的要求,其美学体系相当系统、完整、独特。     

中西方儿童观的对比研究

自古以来中西方思想家的儿童观有各自的逻辑,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西方从"性恶"的角度,中国从"礼"的角度各自提出儿童世界是"充满‘应该’的世界";第二,西方以柏拉图的"相论"为基础,古代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儿童世界是"游戏的世界";第三,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儿童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第四,中国缺少工具主义的理论,因此也缺少儿童本位理论的复兴;第五,西方的心理学和早期中国的看法认为儿童世界是"蒙昧"的世界;第六,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交互"儿童观。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及生产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分别解释了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的最终意义是为了烘托出佛的威力，使佛在信奉者心中具有高大、威严、慈悲的形象。对信奉者而言，佛寺的一切布局都是外在于他的环境因素，这个外在的环境结合文化因素组成特定的心理场从而影响信奉者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而言，同样也受到建造者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佛寺建筑布局体现出人的心理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认知图式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本文探讨认知图式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认为在翻译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构建文化背景图式,在翻译实践中引导学生搜索和推论相关思维组块,在翻译评析中促成学生思维组块与原有图式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促进翻译教学。     

《周易》创新观初探

《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思想，包含着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统一，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统一，对“象思维”的关注使《周易》具备了实现创新的前提条件，从实象，意象到器物的转化说明了创新的过程。目前国家正在构建“国家创新系统”，为使创新成为每个人的内在动力，应该从《周易》中汲取着无穷的创新智慧与不竭动力。     

索绪尔语言观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语言观

围绕着语言问题,索绪尔和梅洛·庞蒂的思考路径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思想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如果说语言在索绪尔那里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体系,那么梅洛·庞蒂的语言则包含了语言体系没有承我的、忘却了的以及语言的起源问题。梅洛·庞蒂在深入探究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将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概念与思维问题相联系,探索了语言意义的创造性和前语言领域,开辟了独特的本体论和语言现象学领域。     

地理认知中的思维媒介

地理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其认知需要视觉思维的操作,要以心理意象作为思维的基础,地理认知应该是以意象为表征基础的思维过程.受传统的以语言为思维媒介观念的影响,地理认知仍然强调语言的表达方式,因此必须改变思考问题的策略,考虑意象这一思维媒介在地理认知中的价值和作用,结合文献材料想象和构建适当的、有着清晰结构的心理图式或模型,并作透视或观察.     

“意象”的衰减——从《高老庄》到《秦腔》

贾平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倡导并实践一种局部、细节上生活流式的写实和宏观上“意象”张扬的小说写法,典型地体现在以《高老庄》为代表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但是在《秦腔》中,“意象”衰减了,这源于贾平凹面对当下乡村现实时的迷惘和彷徨。《秦腔》削减了“意象”,却继续发扬了那种呈现式的生活流写实手法,这种写实手法在艺术上坚持了作者对浑朴苍茫之境的一贯追求,并渗透了贾平凹个人的生命体验,写出了一种面对故乡消逝时的超越性的悲哀,这是《秦腔》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