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粮食安全系统分析

中心城市粮食安全系统包括粮源子系统、消费子系统、产业子系统、监测执法子系统、目标子系统、应急子系统等子系统.中心城市粮食安全系统主要由粮食储备、粮食供应、粮食波动与粮食生产、粮食需求、粮食调控描述.中心城市粮食安全水平主要取决于该中心城市粮食产业发展政策、居民消费水平、粮食安全应急机制、质检执法网络状况等粮食安全的内在环境,粮食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心城市粮食安全十分重要.     

反思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目标分解与制度重构

中国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过去在稳市、备荒和恤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政策干预程度加深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粮食市场的问题不断累积,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迫在眉睫。粮食储备体系的目标重叠是造成政策困境的关键因素。在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下,托市收储逐渐从单一职能演化到承担多重目标,目标重叠和偏向引发政策目标失衡、执行范围扩大,承储主体的政策依赖惯性进一步加剧托市收储泛化。政策干预不仅导致粮食市场内部出现矛盾,而且通过经济体系层层传导放大,扭曲市场供求和资源配置,甚至引发贸易争端。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应当剥离托市收储的收入支持功能,将其回归到确保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基本定位;将过去的托市代储补贴用于鼓励农户和用粮企业入市收购,培育市场自发调节和缓冲风险的能力;将保农民收入的目标交由多样化的补贴和保险支持手段,从而确保生产稳定。同时,政府应当继续加强对政策性收储的监管问责,采取多种手段确保对民间储备的调控能力,并在WTO框架下优化补贴和保险支持方式。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法治进路

党的二十大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新时代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指明了重要方向,也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粮食安全保障法》的立法要旨在于如何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政策入法。其前置要件是厘清政府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权责。聚焦、落实粮食安全战略中的耕地、科技两大要素,以及粮食生产、储备、进口等产业环节,有助于理清粮食安全各战略的法治保障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纾解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的深层法治困境,有利于推进粮食安全战略的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粮食储备的合理规模、布局与宏观调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体系经历了自由购销、统购统销、流通体制转轨、流通体制市场化四个阶段。明确国家粮食储备的目标和功能，是测算合理的粮食储备规模的前提和基础。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粮食供求矛盾的变化情况下，储备政策构建的焦点不仅需要关注储备规模的优化。还需要对粮食储备在中央一地方、产区一销区以及品种结构间的合理布局和配置进行深入探析。现阶段必须构建有效的政策框架，确保企业、农户合理的储备水平，避免出现社会储备主体储备不足导致的市场短缺，以及“反向操作”对国家调控政策效果的扰乱等问题。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隐患与解决建议

粮食安全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从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的微观角度来看,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也存在一些隐患,包括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种粮收益逐年下降,粮食生产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现有的粮食补贴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以及粮食浪费现象严重等。因此,需要从健全耕地保护监管体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优化粮食产业区域布局,构建生态高值粮食产业体系,推进新产业新模式融合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完善粮食动态补贴机制,倡导全民节约等方面着手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构建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国际经验和推进路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大国竞争更加激烈,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较大的外来风险,粮食进口渠道受人掣肘、国际粮食供应链不稳定及韧性不足导致我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难度增大。同时,国际粮价频繁大幅波动对国内粮价的传导效应不容小觑,国际粮食治理机制失序且我国话语权较弱,粮食“武器化”趋势导致我国在国际粮食贸易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为保障粮食安全,世界上农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法治建设,将粮食安全法治体系建设作为立足点,靶向发力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并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尤其是欧盟和日本的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可作为我国粮食安全法律体系构建的有益参考。立足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当明确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战略定位,分别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构建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在国家战略层面,需要尽快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并以此为依托搭建国家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四梁八柱”。在国际战略层面,应当多措并举稳定粮食安全进口,实施海外农业投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法律服务“跟出去”。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战略应对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始终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这一目标在充满不可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新形势下更为紧迫。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在战略目标上体现为数量可得、质量可靠、品种多样和底线保障四个方面。同时,新形势下确保粮食安全既面临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传统风险,又面临农业技术应用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新型风险,而且风险叠加易形成系统风险。为此,亟待构建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国际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保障我国长久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通过提升粮食竞争力、深入实施“两藏”战略、优化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构建“节粮减损”机制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治理能力;通过完善仓储、物流和应急等设施以及划分突发事件等级并制定预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江苏粮食安全及其成本的合理定位

江苏在注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 ,始终把粮食安全保障当做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对待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粮食安全成本增长速度较快 ,且具有很大程度的波动性的情况。由于粮食不安全与过安全都是要力求避免的情形 ,因此在江苏粮食比较劣势明显、粮食供求形势总体较好 ,且保障粮食安全能力较强的情况下 ,需要通过增强粮食生产地区综合生产能力等措施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粮食突发事件 ,但与此同时 ,也应该把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看做与它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情来对待 ,即在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上下功夫。为此 ,应十分注重粮食安全规律的研究与运用等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中国古代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是古代粮食安全的最基本的内涵,有“食为政首”之论,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化、制度方面的积累,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念和特征,对于解决当前粮食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