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兼论“都市小说”概念的界定

"都市小说"与现代都市相伴而生,它以"现代性"为精神内核,将不同类型的都市景观、生活、体验和都市文化囊括其中。中国文学的婚恋叙事传统在都市小说勃兴后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意识,不管是海派作家的"声色"体验,还是京派作家笔下的理想爱情与婚姻,抑或是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婚恋"都与时偕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味和都市色彩。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研究态势

近年来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观:一是对新世纪文化语境、研究方法的探究;二是从性别、身体与女性自觉的视角切入婚恋叙事研究,凸显新世纪婚恋叙事的政治意义;三是观照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欲望化"的研究及其伦理、道德考量。研究视角的进一步丰富、婚姻伦理的探究以及不同地域、空间文学的婚恋叙事研究,是当下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在当下语境重谈现代文学中的归国留学生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留学生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文学的人物谱系中,自然也有着诸多的归国留学生形象。他们或者是怀着满腔热情却所学无用、报国无门;或者是在个人的婚恋生活中,遭遇到个性解放不彻底所带来的痛苦、东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或者仅仅是为了日后的飞黄腾达而出国"镀金",并以中西"融合"而自居。在这些归国留学生形象中,无论是涉及知识分子问题还是婚恋问题,大多并未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创作潮流,即便与时代主潮有距离的,也只是作家个人风格的展现,并不因留学生形象而有所不同。我们当下所关注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等问题,在那些涉及的作品中,也大都是一带而过,或许是因为在民族生死存亡、动荡不安的年代,这些都还没有进入被忧患意识所包围的现代作家的视野,或者尚没有余暇去深入思考。     

“情”与“病”的变奏——近现代文学婚恋叙事中身体观念的现代转型

近现代文学婚恋叙事中曾大量存在着情爱与疾病两种美学因素的结合。从晚清民初言情小说中的"以病证情"到"五四"婚恋小说中的"因情害病","情"与"病"的关系嬗变不仅隐喻了个体自治的理想在不同现实文化语境中的受挫,更昭示了作为文化体系之基础的身体观念的现代转型。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从话剧《归来》看鲁彦周的婚恋书写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鲁彦周话剧《归来》却较好地平衡了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关系。在话剧中,作家从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与觉醒、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反思等角度揭示着他的婚恋书写,从中渗透着作家对两性关系及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元杂剧中的婚姻及时戏

元代爱情题材杂剧中女主角的年龄集中在18~21岁之间,相对于古代女性15—20的适婚年龄来说,她们都可以被称为失婚女。杂剧作家关注的是大龄女子的婚姻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杂剧成为大量关注"失时女"的惟一一种艺术形式。父亲没有或者无法尽到使女儿及时出嫁的义务是使婚恋戏中的男女结合"发乎情,止于礼义"的一种叙事策略。因此,以前称为爱情剧的元代婚恋杂剧,实为婚姻及时戏。     

明代吴中婚恋传奇叙事重心的转移

文章从叙事主题、叙事策略及情节模式三个方面对明代吴中婚恋传奇前后期作品进行比较分析 ,揭示了后期婚恋传奇以情感为本位特征的叙事重心转移的具体表现 ,并将这一转移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吴中地区社会思潮、文学解放思想的综合影响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在道德理性视野中的流变

从个性意识高扬的道德理性对封建婚恋理念的颠覆到个性意识与群体意识的融合与背离,再到红色道德理性与传统道德理念的交融,直至"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理念对现代婚姻情爱价值与意义的消解,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主题内涵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制约其深层叙事结构的是道德理性精神在20世纪国人主体意识中的变迁。     

婚姻——一种身份性契约——兼论“第三者责任”

婚姻关系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婚姻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在生活中，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排除了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因而在多数情况下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不用承担责任。这条规定不但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的稳定，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情杀、仇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等。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责任，在立法上应予以明确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婚姻关系、稳固家庭。     

我国事实婚姻制度之重构

事实婚姻制度有利于保持法律秩序与人伦秩序的契合,也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实质公平正义,我国立法应有条件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并重构事实婚姻制度。除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和未办理结婚登记外,事实婚姻当事人应具有结婚合意,其认定因是否举行结婚仪式而有所区别;双方共同生活持续一定时间或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子女可作为具有婚姻实质内容的标志;只要依社会一般观念,第三人足以信赖双方当事人为婚姻配偶即可认定其具有婚姻外观,而不能将＂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作为绝对标准。事实婚姻应由法院予以认定,一经认定即具有全部婚姻效力。     

关于禁止近亲结婚的法哲学思考

出于伦理学和优生学的考虑,我国<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已被广大人民所接受.但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婚姻法禁止中表亲结婚的规定,其逻辑前提已经受到了挑战,理论依据有所动摇.以婚姻自由为价值出发点,基于婚姻应该体现出契约的精神,在不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负担的基础上.照顾到平等的每一利益主体,应充分尊重婚姻当事人的自我选择权利.     

第三人的诉权:参诉权、撤销权和异议权

为了达到均衡地保护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的目标,赋予第三人相应的诉权是必然的选择.赋予第三人不同程度的参诉权决定了第三人参加之诉的类型与结构,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不同角度决定了是否于事后赋予第三人撤销权和第三人行使撤销权的不同方式.在执行程序中对第三人的两种类型的异议权的不同搭配方式决定了第三人执行救济制度的类型.     

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和谐问题思考

针对中国家庭面临的诸如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第三者＂、高离婚率、＂同性恋＂等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才能对建设和谐家庭形成合理的判断：在家庭之中,每个成员仍要履行婚姻家庭义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关于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的一大进步 ,但该制度在理论、立法及司法上仍存在不少问题。文章在借鉴相关法制的基础上 ,针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提出 :应承认婚姻的契约属性以及确认侵害夫妻关系构成侵权 ,以解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问题 ;应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应明确第三者在特定情况下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应确立有针对性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城市已婚居民"婚姻家庭观念"问卷调查分析

城市已婚居民中存在家庭暴力 ,但不普遍 ;婚姻纽带非爱情而是责任和义务 ;1/ 3的已婚居民表示 ,若有再次选择机会将不再选择现配偶 ;“性生活满意”还未成为婚姻生活质量的标准 ;人品和性格被视为择偶的重要指标 ;“男女同主外、共治内”的夫妻模式已成为共识 ;对重婚坚决反对 ,但对第三者持宽容态度 ;普遍认为生一个孩子好。     

师陀的现代婚恋观探析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独特创作个性和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家。两性关系是他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切入口。师陀作品中的现代婚恋观表现为: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以男女互爱为基础的、和平宁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强大婚姻自身,但过度地追求金钱,也会毁灭爱情;理想的女性,既有传统美德,又具备主体意识。师陀设法在一种健康的婚恋关系中寻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解,因为它是整个人类获得幸福与和谐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