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论《史记》的叙事风格

<史记>的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从组织形式、具体内容到主要方法,<史记>叙事凸显着立体叙事的特点;二、<史记>叙事中显示出巨大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整合的精神,体现了宏大叙事的特点;三、<史记>的叙事视角是集合了中立性全知、选择性全知以及戏剧性外视角的某些特性而又富有中国历史叙事特色的一种视角类型;四、司马迁敏锐地发现了历史中存在的对立思想、对立人物、对立情节,将它们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叙事中的反讽意味;五、<史记>人物传记中存在"声音"的复调、"文体"的复调.     

《白鹿原》与现代家族文学比较

<白鹿原>、<家>等现代家族文学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观照现代家族文化,都塑造了大家族的维护者、叛逆者、牺牲者、败家子等形象,但主旨截然不同.现代作家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抨击,全盘否定家族文化,刻画了封建大家族崩溃过程中痛苦挣扎的灵魂.<白鹿原>是"五四"后家族小说一次高层次的复归与超越,它还原了20世纪国民的生存状态,第一次正面描写家族文化,塑造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具有人格魅力的族长白嘉轩.作家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启蒙之重与文化之思:新文学的节俗描写

当中国新文学家肩负启蒙的时代重任进入文学创作的时候,节日习俗便成为其透视国民性的重要场景.以鲁迅、沈从文、老舍为新文学中"习俗/国民性"的典型表现者,他们以丰富的节俗叙事传达了一个时代的愤懑情怀、深刻的文化焦虑和现代人性之思.同时,由新文学节俗叙事所承载的时代之重,也映照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症候.     

论马克思生活世界观与"生活世界"理论

哲学进入现代,实现了从实体性思维向功能性思维脉象的转变,整体进入了"生活世界"理论域境.这是对以往僵化思维的突破,更是在欧洲社会发展危机中,对人性的回返以及技术与理性等现代性大背景的反思.马克思站在实践的基点上,以改变世界为生活世界观的目的,阐明了一条与西方"生活世界"理论异质的道路.     

"以对方为重": 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

我在讨论梁漱溟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1975)的论文的结尾处曾说:"他的这种‘以事实证理想'的信念贯穿其一生,虽支持他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他的心理学之作,但实际上,其心理学部分的价值并不甚高,他的更重要的贡献可能仍是在其伦理学的一部分."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本文即以其论伦理的思想加以叙述和讨论,以观察儒家传统对于现代性伦理的反应,最后则就其"他者"优先的伦理思想略加讨论.     

《红楼梦》与"五四"新方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现代象征主义话语下的"雨巷"情结——戴望舒诗歌兼收并蓄的现代风格

戴望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曾因一首多元化诗歌<雨巷>而背上好坏参半的猜疑.笔者企图从文化承继之多元与审美视觉"和而为贵"角度去重新认识诗人的艺术成就及其对现代派的贡献.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下乡——以《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为中心

类似于乡土文学中的"侨寓者返乡",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外来者下乡"也是一种大致类同的情节设置.然而,作家们往往基于对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乡村世界各自不同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使这一叙事模式的处理呈现出某种差异性.在小说文本中的表现上,"外来者"及其下乡一般区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在身份指认上,他们大致是党的干部、人民战士和归乡游子,担当着合法性论证、权力话语植入和表现英雄成长等功能.     

试论"荀学"对"秦文化"的影响

作为秦地文化的"秦文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秦地也是战国晚期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作为战国晚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无疑与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荀子>一书思想与韩非、李斯等人以及与<吕氏春秋>、<尉缭子>、<商君书>等书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确认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的确是先秦战国时期的集大成的思想学术流派.     

身体写作：一种“野蛮主义”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含义颇多、歧义丛生、因此显得极为暧昧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喜欢把它简化为两种,即"启蒙/社会现代性"和"审美/文化现代性";这实际是对现代性概念多元性、复杂性的掩盖.在多元的现代性中,"野蛮主义潜藏于现代性的核心",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身体写作"中鲜明地表露出来.在现代性视角的观照下,身体写作的成就与缺失清晰可辨.这为众生藉此走近人性和生活的真相,去贴切感悟意义复制世界对生命积习已久的尘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和切入口.     

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

<史记>以其悲剧篇目之多,悲剧人物之众,悲剧类型之复杂,形成了全书浓郁的悲剧氛围.在<刺客列传>中,通篇以报知遇之恩为叙事的主线,成功地刻画了一大批知死勿让,杀身成仁的刺客形象.其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最为浓重.作品是灵魂的回声,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就是作家人格的物化形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特色.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对<史记>悲剧美的形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悲剧美是<史记>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史记>文学性的精髓所在.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追问中的非道德管理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性进程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弊端来.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正常的"结果,作为现代性基本社会结构的现代管理体系功不可没.现代管理体系使得行为过程与行为的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的责任代替了道德的责任以及行为对象非人化.道德话语在这里被转换:纪律、义务、忠诚取代了良知与责任,技术道德化了.鲍曼指出,走出现代管理体系道德危机关键在于关注他者、保持道德良知.并提倡多元主义以抵制极权.     

现代性的危机与人道社会主义诉求——科西克《现代性的危机》初探

科西克的<现代性的危机>是与<具体的辩证法>相映生辉的重要著作.在<现代性的危机>中,科西克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出发,把捷克危机理解为欧洲危机,并且提升为当代社会共同存在的现代性危机的典型标志.为了揭示这种危机的本质,科西克从人的异化存在方式、当代社会共同本质、人类精神价值丧失三个层面对当代社会中的现代性危机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共同的人道社会主义诉求.     

“现代性时间”及其文化价值反思

文化的个性化根源于时间的多样化."现代性时间"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精神以及进化观的文化信仰基础上,是尺度单一和价值单一的时间."现代性时间"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量化特征,给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现代性时间"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人成为时间的奴隶.在"现代性时间"维度上,不仅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消失殆尽,个体也被割断了与历史的联系而成为无根的存在.     

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文化“审父”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不具备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发生的条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审父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集中崛起,由此带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中强烈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但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语境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压抑,仅作为残存的文化审父情结蛰伏于当时中国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在当时主流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话语中,要么不具备现代性文化意蕴,要么其中隐含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被主流话语所置换、消解或遮蔽。而在"百花"文学和"地下"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中,却集中表现了接受过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或情结,虽然尚未构成大潮,但已然为新时期文学中审父潮流的出现埋下了历史伏笔。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