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的暂时性回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是其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在迄今的相关研究中长期遭到忽视.本文基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对福建省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和过程问卷调查数据,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揭示了流动人口暂时性回流的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近三成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有过暂时性回流行为,且结婚、 生养孩子等人生阶段性目标为其回流的主要原因;(2)半数以上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行为发生在首次城市流动和首次职业流动之后;(3)婚姻、 生育、 就业变动等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对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性别差异上看,女性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整体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受到婚姻、 家庭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生命历程对女性的暂时性回流行为更具解释力.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流动人口初职时间间隔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基于福建省2977个流动人口职业流动的个体历时数据,应用Kaplan-Meyer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方法,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初职时间间隔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男性流动人口相比,女性流动人口离开初职的概率略小,但在初职的时间间隔偏短。在初职时间间隔的影响因素中,初职收入、教育年限、婚姻状态、家庭迁移类型和流入地城镇等级规模的影响存在性别共性,而家庭抚养比、职业类型、企业性质和来源地类型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流动人口婚姻满意度实证分析

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从流动人口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和对配偶的满意度来描述流动人口的婚姻满意度状况,并对流动人口各方面的婚姻满意度随结婚年数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流动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夫妻关系维系因素、冲突解决方式、婚恋意愿、权利模式等是流动人口婚姻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社会资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朝鲜族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自身发展。     

延边朝鲜族劳动力外流及其影响研究

利用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异方差Probit模型,对延边朝鲜族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外流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社会资源、教育程度等对劳动力外流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力流动概率高于男性且婚姻和孩子数影响不显著是朝鲜族劳动力外流的重要特点;生活水平低、朝鲜族自身特点和地理位置促成了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外流,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民族自身发展。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流动女工生殖健康状况及权益保护促进

一、背景 21世纪的中国是＂流动＂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达2.6亿,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不仅流动数量大,而且流动频繁,流向复杂多变。从性别构成看,随着城市基建用工数量的收缩,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用工数量的扩张,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比例将趋于均等。伴随着后工业化特征的加强,甚至在大城市出现了女性流动人口数量超过男性流动人口的情况。     

延边州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情况调查报告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延边在人口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的问题尤为突出,边远山区和边境沿线更是如此。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已成为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本人、家庭、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素质,提高致富能力,改变现状,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尽快解决择偶难问题。     

Gender-specific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d family formation

Slack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for women relative to men increase the marriage rate in the US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such marriages.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marriage timing,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experienced in youth do not affect the probability that a woman will marry by the age of 30. Further,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t the time of marriage are uncorrel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divorce, spouses?? characteristics, or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abor market fluctuations induce only intertemporal adjustments for marriage timing without affecting reservation match quality or total fertility.     

流动妇女的婚姻家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婚姻家庭的稳定是保障流动妇女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在流动妇女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流入地的新事物和新理念不断地冲击着这一群体的传统价值观与婚姻观,对其婚姻状况有着持续而长远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湖南)数据,通过规范化的实证分析探讨流动妇女的择偶标准、生育行为和家庭关系,以期较为客观、系统地反映流动妇女的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 ,通婚区域快速内卷 ,通婚村减少 ,婚入与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速度打破了改革前的社会均质状态 ,引起了地区及村落发展的不平衡 ,而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初级市场网络的复兴也对婚嫁格局、通婚距离及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婚嫁格局的变动将造成婚入与婚出的失衡 ,危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地域平衡     

Birth limitation, late marriage and decline in the natural increase rate of the population]

Birth limitation and late marriage are two major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reduction of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hese two factors should be used a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for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China's population growth. Facts have proved that birth limitation and late marriage are compli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should match each other closely. Since late marriage cannot be delayed indefinitely, the average fertility rate for females under the age of 25 in their first marriage may still reach 5-6 children, provided that birth control measures are not taken. Because of this situ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at late marriage is encouraged, birth control should also be promoted positively. All married couples should be advised to have only one chil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verlasting practice of these two methods, certain policies concerning family planning and birth control should be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These policies include enforcement of a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high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effectively reach the goal of controlling China's population growth.     

“闪婚”与“跨省婚姻”:打工青年婚恋选择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村出现的打工青年的"闪婚"与"跨省婚姻"两种婚恋模式的现状、发展、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并从婚恋选择中的利益相关主体的角度对两种婚姻模式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闪婚与跨省婚姻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选择的婚恋模式,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两者的基本特征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而从其发生机制来说,闪婚与跨省婚姻都彰显了打工青年面临的结构性婚姻选择困境,以及代际之间、性别之间对于婚姻意义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偏重有所差异。婚姻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权衡型塑了打工青年在"闪婚"与"跨省婚姻"之间选择的钟摆现象。当下,应当重塑婚姻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双重价值意义,对打工青年进行适当的引导以减少这两种婚恋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婚姻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对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作出一般的分析。其中包括婚姻契约的形成、婚姻市场、婚姻契约的解除等方面。最后 ,文章进一步对中国传统婚姻市场这一个案进行了解析 ,并指出婚姻契约和婚姻市场的共性和中国传统婚姻市场的个性特征共同决定了当代婚姻现象     

甘肃省人口婚姻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甘肃省居民婚姻意愿现状,主要对择偶标准、期望初婚年龄、期望夫妻年龄差和期望婚居模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调查发现,甘肃男性择偶时较看重身体健康,甘肃女性择偶时较看重经济收入;甘肃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步提高;绝大多数居民期望婚姻中丈夫的年龄大于妻子,且倾向于男大于女1-2岁;从夫居和独立居住是普遍接受的婚居模式。虽然现代婚姻观对甘肃居民有一定影响,但是这里的婚姻观仍较传统。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甘南（合作市）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了分析。主要调查结果和结论如下：第一。“藏、回、汉”三元民族关系构成了甘南（合作市）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同民族之阃的族际通婚反映出了甘南（合作市）地区存在着整体上比较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第二。宗教信仰对族际婚姻范围的扩大起着阻碍作用，这在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表现的尤为明显；第三，民族混居、互交朋友、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影响各民族族际通婚的重要条件，其中语言能力是影响汉族族外通婚的最主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对于藏族却并不明显；第四，职业因素和迁移情况在调查中会发现在通婚方面具有一些特征，但在回归分析时由于编码方法的影响。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