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诗剧冠千秋——《秦妇吟》新论

韦庄的《秦妇吟》在唐诗中字数最多,是一首反战诗,也是一曲反战诗剧。《秦妇吟》以说唱的形式表现,以乐府的体裁完成;节构完整,人物出场错落有序;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虚构的剧中人物的悲惨命运让人揪心;主题集中,场景宏阔,对战争的罪恶给予全方位的展示和立体化的批判;是中国和世界反战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巨作。     

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韦庄名诗《秦妇吟》具有小说化的特征。一是它的虚构性,诗篇在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虚构了人物、情节和环境;二是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其小说化的手法又是为表现其“志”和“情”服务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秦妇吟》可谓第一篇小说化长诗,它的出现与文体互渗、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繁盛密切相关。     

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再析

自五代到现在,埋没了几乎一千年的《秦妇吟》居然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全诗238句,1666字,也是一首叙事长诗。由所见到的七、八种本子校订下来,完整无缺,曾有许多人作过考订注解。至于它湮没的原因,在这以前因为没有原文做凭证,就都相信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话:“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     

论韦庄与韦庄诗

韦庄其人其诗，可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为８７９年之前，黄巢起义军尚未攻下关中，韦庄由贵公子而孤贫力学，第二时期为８８０～８８３年间，唐王朝飘摇不安，韦庄亦颠沛流离，写下了传世名篇《秦妇吟》；第三时期为８８３～８８７年间，韦庄依托藩镇，成为幕僚文人；第四时期为８８７～８９２年间，韦庄漂泊江南，诗作诗风趋于成熟；第五时期为８９２～９１０年间，韦庄第进士，入蜀为相，政治上臻于顶点，诗歌创作则入于尾声。韦庄多以史入诗、以事入诗，研究韦诗亦当以史、事为经纬。     

评韦庄《秦妇吟》

韦庄是晚唐在多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作家。他不仅是具有独特成就的诗人,与温庭筠并称的大词人,还是《又玄集》的编选者。象这样同时在诗、词创作和唐诗选学领域取得不容忽视的成绩的作家,在唐代几乎是唯一无二的。此外,他还是杜甫草堂最早的复修者,为保存伟大诗人旧居立下功绩。然而,这个最有资格陪祀杜甫的诗人,今日草堂却没有他应有的位置。而在唐代诗史上,至今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推重。韦庄的委屈,与他那篇既享盛名又久遭埋没、既伟大而又不幸的《秦妇吟》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张九成《书》学思想脞说

张九成《尚书详说》久已亡佚,辑佚可得18万余字,据此可观其《书》学思想之梗概。张氏相信孔子序《书》说,解《书》注意挖掘微言大义。学于杨时,其《书》解深浸理学之思。又从游宗杲,逃儒归释,往往以佛理解《书》。又每以天人感应之说阐说经义,以矫时弊,以儆人主。解经中激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志,直指当朝主和之苟且。其以解《书》为思想斗争之手段,彰显了士人之担当精神。     

《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

“权” ,才能真正做到“执中” ,即恪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不过与不及。为了更深入阐发《周易》处困行权思想 ,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九卦论》 ,对《系辞》“三陈九卦”的“第三陈”进行了分析和论说 :处困之道 ,君子之所难也。非夫智足以穷理、仁足以尽性、内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应其变者 ,其孰能无患哉 ?古之人有极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伤其身、事起而不疑其变者 ,盖有以处之也。处之之道 ,圣人尝言之矣。《易》曰 :“《履》以和行 ,《谦》以制礼 ,《复》以自知 ,《恒》以一德 ,《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 ,《困》…     

《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按照海太宗“疏不破注”的原则，以《毛诗传笺》为准绳，以隋刘焯、刘炫的义疏为稿本编撰而成。一般认为《毛传》、《郑笺》都是《孔疏》“疏而不破”的“注”，其实不然。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举证有六：《笺》标新立异处，《疏》极力圆通之；《笺》泥于诗序处，《疏》极力附会之；《笺》以兴为赋处，《疏》极力敷衍之；《笺》援礼入诗处《疏》极力申述之；《笺》误说意旨处，《疏》极力弥缝之；《笺》考释欠妥处，《疏》极力曲全之。总之《郑笺》之阙失，亦《孔疏》之阙失。     

《周易大象解》注释(续八)

《困》,行于忧患保其忠厚;《井》,劝民辛勤劳作而用之不穷;《革》,因时变革以顺四时之化;《鼎》,君子以柔道安治天下;《震》,以内在的忧惕时加警省。     

“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藉由以历史学、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以及所谓"观念史/概念史"等各种研究途径之互相参照,笔者试图综合探讨《荀子》和《吕氏春秋》政治哲学的撰写目的和思想内容,并藉此期盼阐明《荀》《吕》两书对于战国时局的历史上之固有的思想意义。《荀》《吕》之出现的历史背景,即公元前256年发生的周、鲁两国之灭亡而由此出现的"后周鲁时代",以如上历史背景为主要契机而诞生的《荀》《吕》政治哲学之共同目标应该在于构想能够治理全天下之人民的国家之建立。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荀》《吕》政治哲学的主要异同。     

言意之辨在王弼经典诠释中的运用及其方法论意义

王弼对言意之辨有明确的方法意识,他总结和发展了言意之辨中的得意忘言论,并将之用于经典的诠释,从而阐发出其玄学新意:以之诠释《周易》,一扫汉代解《易》的象数传统,而开解《易》的义理一途;以之诠释《老子》,则建立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体系,是对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超越;以之诠释《论语》,则将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本体思维方式融贯其中,开以玄理诠释儒家经典之先河,为儒道会通开辟蹊径.王弼以之构建起有系统的本体论玄学是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王船山《诗经稗疏》治学方法管窥

王船山《诗经稗疏》在名物训诂的辨正上,纠正了朱熹《诗集传》中不少错误,补正了毛《传》、郑《笺》之遗,其说精彩纷呈。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别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南分之,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于鸟,则辨‘雎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于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脣’释之……于草,则辨‘蒌’为雚、苇之属,而非蒿蒌……于木,则辨《诗》言‘…     

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

一、殉道者与人格之歌的诞生 历尽坎坷的诗人岑琦,近几年连续出了三部长篇抒情诗:《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此二部以《闻一多之歌》为名,1986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雪峰之歌》(《载《江南》1988年第3期)。著名九叶派诗人之一唐湜在《岑琦的两支歌》(《闻一多之歌》一书之《代序》)中称《闻一多之歌》(以下简称《闻歌》)与《朱自清之歌》(以下简称《朱歌》)“是两位诗人斗士的颂歌,两篇崇高的悲剧”;我以为,《雪峰之歌》(以下简称《雪歌》)     

《史记》混淆了《康诰》与《康王之诰》

《康诰》与《康王之诰》皆为《尚书·周书》中之篇目，二者写作之背景、时间、内容、目、的、作者根本不同，这在《尚书》中是非常清楚的，不须多言。司马迁作《史记陶I，上古时代（主要指传说中的尧、舜、禹和夏、商、周各代）之史料、史实，除司马迁亲身实地考查所获资料之外，大多是以《尚书》之史料为依据的。《史记》中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多以《尚书》为原本，甚至许多即摘录《尚书》中之原文。《尚书》中之篇目，《史记》几乎都提到。然而，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却把《康洁》与《康王之法》相…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周易》的类推思维方法

近年来,学术界就《周易》逻辑思维方法展开了研讨和论争,类推与演绎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笔者认为,《周易》主要运用的方法是类推而非演绎。 1·1《周易》以类比类制作八卦 卦画是《周易》的核心内容,而《周易》卦画系统以八卦为基础,八卦相重生成六十四卦,所以,弄清八卦制作方法是研究《周易》逻辑思维方法的前提、基础。 《易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     

关于《文选》与《集》同文异题问题——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以《集》与《文选》所题异,断《赠丁仪》与《又赠丁仪王粲》之“仪”、《为顾彦先赠妇》之“俱云‘赠妇”’与《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之“云‘赠妇”’为“误也”等等,均非圆照。其失乃因一切以《集》为准,而没有注意到这些《集》多非作者手编。即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看,《文选》所题未必不及“《集》云”。今人或以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一证,其失或仅以《文选》观《文选》;或以今绳古。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其成书仓促。     

唐前律典的历史书写与谱系制造

李悝制《法经》,商鞅以之相秦,改法为律;萧何以秦《法经》为基础,增事律三篇而成《九章律》;魏晋修律以《九章律》为蓝本,增加篇目成《新律》及《泰始律》。这一古代律典沿革的谱系并非真实存在,而应是刘邵等律学家与臧荣绪、魏收及唐修《晋书·刑法志》众史官层累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制造此谱系,当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诸家制造“道统”“释统”之风影响所致,是有意为之的历史书写,不能以信史待之。     

汉代易学与汉政盛衰

经学作为时代的思潮,弥漫汉朝长达四百余年。通经入仕,援经议政,成为一时之风尚。一代社会思潮是一代经济政治的反映,同时,它又对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发生深刻的影响。两汉经学思潮的起落与汉政之盛衰,关系至为密切,其中,尤以汉易学与汉政之消长最具代表性。故择而论之,聊备汉史研究之一端。一、《易》在五经中之地位皮锡瑞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托,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据《四库全书》经部著录、存目及附录的卷数记载,《易》类竟多达4141卷。汉代《易》类的篇卷,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记载,远不如其他经多,但《易》的地位却很高。“六艺略”后序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     

论《九歌》篇目和结构——《九歌十论》之五

<正> 《九歌》称九,而现存《楚辞》之《九歌》却分明十一篇。对于这个矛盾,《楚辞》学者们提出过种种解释。例如[汉]王逸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之类玄理搪塞(朱注则存疑); [宋]姚宽《西溪丛话》以为文体,“歌名九而篇十一者,亦犹《七启》《七发》,非以章[数]名之类”,但即如《七发》亦与“七”有关(《文选》李注谓“以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