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策略探析

随着90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就业市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仅是改善他们生活状况、促进社会融入的主要渠道,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要求,也是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社会动力不足、思想文化投资不平衡、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组织机构与投入保障体系、建立新型的投资运行机制、加强文化与发展取向的引导、培养企业家精神、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等路径,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以推进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若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已成为城市的一员,政治参与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政治保障。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感染,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逐步与城市人群接近,他们自主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更加明晰化,然而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却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外,这导致新生代集群化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城市秩序不断改变。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制约因素,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资金、法律、素质、观念等五大障碍和困难.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创新制度,改革户籍、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土地、住房、教育等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多渠道筹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转变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刍议——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引导的是科技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现代化、工业化的到来也促使了社会风险的集聚,这类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由此风险社会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和理想目标的实现,大量涌入城市之中,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种权利的保障。其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取路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农民工“半城市化”分析——基于主体资本存量的分析视角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农民工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农民工的各方面资本存量不足。资本存量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框架。首先,农民工与土地资本存在着矛盾的关系,土地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其次,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资本因素分别是来自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来自政府的制度、经济资本,以及在市场化运作下,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支出扩大,导致城市化成本增加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从主体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半城市化原因,能从与农民工相关的主体方面更加详细地对原因进行探讨,以便于化解农民工城市化的困境。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