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多因素作用下的分年龄组婚姻挤压

构造了3个婚姻挤压的测度指标：理论男性富余比、未婚男性富余比和单身男性富余比,利用2000年“五普”资料中的婚姻状况数据,对3个指标进行了分年龄组对比,分析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对不同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的男性婚姻挤压程度与根据同年龄组性别比计算出的理论值有差异,有的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加重而有的则缓解。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夫妇年龄差等影响婚姻挤压的因素对各个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是不同的。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婚姻地域挤压的社会学分析

婚姻地域挤压是在性别失衡的背景下被放大,体现在农村落后地区的姑娘攀嫁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梯级迁移"。其是主客观及社区文化规范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婚姻的地域挤压使落后地区男性青年婚事罹难,所催生的发展问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拉大,社会秩序失序问题将是农村今后面对的问题。     

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未婚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调查研究

以紧张-失范理论为基础,使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中国因性别失衡而导致的宏观性婚姻挤压背景下,研究个体层面的成婚期望和感知的婚姻挤压如何影响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通过一般线性(OLS)回归模型的研究表明,婚姻挤压并不直接作用于未婚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只有当其成婚期望高且感受到婚姻挤压时,才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范;改进了婚姻挤压给未婚男性会带来直接负面影响的主流观点。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人口安全视域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为例

我国男性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使得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在初婚和再婚市场均面临较其他民族更为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男性婚姻挤压不仅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出生率和婚龄女性素质下降、性别比和老年人口系数上升,打破了人口系统的平衡,还导致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犯罪率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率上升,危及社会稳定、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     

婚姻挤压、民生支出与强奸犯罪

本文首次从理论上同时考察了婚姻挤压对强奸犯罪的诱发效应,民生支出对强奸犯罪的抑制效应,并采用199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婚姻挤压、民生支出与强奸犯罪具有协整关系,具体地说,当婚姻挤压上升1%,强奸犯罪增长0.004%;民生支出上升1%,强奸犯罪减少2.43%.(2)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还显示,从长期来看,婚姻挤压对强奸犯罪的诱发效应实则有限,民生支出对强奸犯罪的抑制效应却更大和持久.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一方面,政府要多措并举,更加综合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改善民生比单纯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更有效,政府应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持续扩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