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告翻译中的主体间性

随着西方哲学关于主体性研究的发展,翻译领域的主体间性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广告翻译过程中,从译前准备阶段到原文本理解、研读阶段,再到原文本阐释、译文形成阶段,译者与翻译发起者、原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等各主体之间需要以“理性交往”为原则,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译者主体更要自觉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后各主体达成共识,实现合作、协调的关系。     

主体间性视域中的交往教学观

在传统主客二分的二元论下,人们只看到交往教学的工具性价值而忽视其目的性价值,致使交往教学发生质变,忽视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使教育呈现占有式教育、单一主体观、师生关系扭曲、与生活的断裂等缺陷.在"主-主"关系模式下的交往教学是对传统交往教学的超越,在主体间性视域中,交往不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成为教学本身的一种目的.     

主体间性与交往

主体间性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主要概念之一 ,国内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 ,把它等同于交往关系。其实 ,主体间性是讲主体间的作用与沟通。而交往是指人与人与之间的交流与交换 ,后者较为宽泛。在交往活动中 ,人作为主体参与程度不同 ,只有交往活动中达到互为主体时才有主体间性 ,这种交往一般是精神性的     

文学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理论借用与存疑——以哈贝马斯为例

翻译研究对意义源头的追寻,历经作者、文本、读者、译者等不同的中心模式,其间的文化转向强调了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等译语外部环境因素对意义的影响.目前的翻译研究进入了主体间性的范式,但其源理论之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该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存在着乌托邦情节、社会学导向和忽视非理性的倾向,从而限制了它对翻译实践的解释力.翻译主体间性研究必须对该理论加以改造     

基于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

从主体间性厘定思想政治教育是必然趋势,而在构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真正内涵。马克思把人的交往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不仅揭示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在人的实践基础上构成的交往活动,而且也指出了克服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途径,帮助我们揭示出了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之基,为确立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础。     

主体间性与教育

主体间性存在于交往之中,它表现为主体间一种双向度的关系,同时又表现为交往时所具备的品质。它与主体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教育是一种交往行为,所以教育中必然存在主体间的问题。教育中的主体间性有着它独有的品质与特点,并且这种主体间性并不能完全取代或否定主客之间的关系事实,相反,用这种主体间性正确地思考教育问题,会使单子式主体性和社会主体得到提升,从而促进整个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转向

主体间性是哲学界的新命题,是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理论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和方法论原则,是现代哲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转向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主体间性教育交往

主体间性的研究是主体性教育研究的新视角,本文通过主体间性交往理论对教育的解读,构建了一种超越于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新型的交往形态,进而从主体间性教育交往的特征、途径以及落脚点三个方面,阐释了主体间性教育交往是师生关系的真正走向。     

主体间性的闽界融合--试论高校交往德育模式的运行原则

在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指导下,文章将"交往"引入德育研究的视阈中,认为高校德育是提升大学生生命质量的精神交往,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尝试提出了高校交往德育模式,并着重阐述了模式运行的四个原则主体间性原则;情境性原则;平等对话原则;互动交融原则.     

论文学的主体间性——兼谈文艺学的方法论变革

主体间性理论是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研究对象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对于文学主体间性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的文艺学研究摆脱本质主义倾向和二元论思维方式 ,从而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按照这种理论 ,文艺活动就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 ,而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 ,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 ,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交往活动。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公正补偿原则的概念解析与立法建议

在限权条款中规定公正补偿原则是民主宪政国家的通例。但是何谓公正补偿,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文章将各国公正补偿原则的类型进行分类,并且对于其之所以被认为公正的理由进行探悉。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公正补偿原则内涵和外延的时代性和社会功能,并提出完善我国补偿原则的立法建议。     

美国反垄断法规制限制竞争协议的两大规则研究

限制竞争协议通常具有反竞争效果,因此需对其进行规制。美国反垄断法规制限制竞争协议的方式有两种,即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在这两种规则的适用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变形——非严格本身违法规则和快速合理规则。而在这两个规则的理论研究上,也出现了两分法、三分法、目的分析法及极端举证责任分析法的争鸣。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朱子理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欲决不是指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健康发展之内在规律的邪恶的不正当的个人私欲。     

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提出的科学命题,对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视域下探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原则与途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没有边疆,哪有内地——《远方的家·边疆行》的文化地理学解读

针对中央电视台和国外电视台推出多部"中国边疆"的纪录片,选取《远方的家·边疆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文化地理的空间意义阐释。边疆与内地同属于中国,却呈现不一样的二元空间意识。增加中国文化地理版图的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是该影视节目流露的额外价值。《远方的家·边疆行》的成功之道在于以细节打动人,体现人文关怀。它显示中国纪录片的一种风格转型,对以后的类似纪录片处理国家、民族、文化、稳定等主题时候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同时,边疆旅游可以有效推动边疆地区的"去边缘化"运动,消弭边疆与内陆之间的无形界线。     

退守与坚持——从《法律的概念》第二版《后记》管窥哈特的学术风格

几乎哈特所有的主要理论都经历了一场场论辩的洗礼。可能由于哈特认为德沃金的批判是众多对其理论的批判中真正具有理论深度与广度的思考,哈特对德沃金的回应也是相当谨慎的,这从1994年版的《法律的概念》的《后记》可见一斑。但是哈特绝未全线退让,而是有所坚持的。从这一来一回的过招中,可以管窥哈特的学术立场以及真理可能的栖身之所。     

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研究

司法实践中,对不当得利“获利无法律依据”要件证明规则存有较大分歧。(2018)最高法民终314号案例具有典型意义。根据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中之规范说,该要件属不当得利请求权发生(产生、形成)规范,应由请求权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待证事实分类说,划分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依据应是具体案件事实而非“获利无法律依据”的抽象表述,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待证事实是“给付原因消灭的具体因由”,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属积极事实,应由请求权人证明。类型化对待说之合理性值得商榷。该要件之证明范围并不要求排除一切可能,请求权人仅证明自己主张的原因即可。二审法院的判决正本清源值得肯定。程序法困境之根源系实体法未明定“占有的推定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