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相关问题

《江汉学报》1963晕第2期发表了石泉同志的《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一文,分别就楚鄢都(汉宜城县)、楚鄀都与楚郢都(汉江陵城)三说加以考察,最后主张为楚郢都而否定共余两说。石泉同志花费不少劳动,搜集资料也很丰富;但是结论却是不可靠的。石文不仅牵涉到一两个城址所在;而是江陵与宜城一带古代山川城邑大量搬家以及许多传统记载都得推翻的问题。石文发表前,作者很早就拜读过,但一直不敢苟同。现在愿抒鄙见如下。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对《宗法今解》一文的商讨

李家骥同志在本刊1982年第5期发表《宗法今解》(以下简称《今解》)一文,对《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中《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我们认为《今解》所提出的意见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今解》开头说:“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须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这里就有很大的误     

李白思想小议——对《李白纵横探》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四年前,安旗同志的《<蜀道难>新探》(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简称《新探》),激起我阅读李白作品的兴趣。读了李白作品和一些有关论述后,又读了她的《李白纵横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简称《纵横探》),颇受教益。安旗同志在李白研究上,对其生平、思想及作品,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这是很好的。但有些也还值得商量。我不隐藏自己的浅陋,冒昧提出一些意见,向安旗同志请教。     

“平均利润价格”理论能成立吗?——与史哉书同志商榷

史哉书同志在《价值转形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一文(以下简称史文)中,批评马克思创立的生产价格理论“自己违反了自己的一些已有的原理”之后,提出了——“平均利润价格”理论。指出:“在平均利润率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下,资本家怎样得到平均利润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利用价格与价值背离对价值进行再分配的问题。     

心血凝成正气篇——读张江明新著:《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与应用》

<正> 张江明同志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外,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近10多年来,则集中探索社会主义辩证这一新兴哲学科学,继他撰写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下简称《研究》)和主编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新探》(下简称《新探》)之后,《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与应用》(下简称《理论与应用》)又出版了.《理论与应用》一书,既是《研究》与《新探》两书的姊妹篇,又是作者多年从事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的总概括.它的出版,标示着社会主义辩证法这一新兴哲学科学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     

楚国夫人玺与战国时的江陵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上海书画出版社编《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收录了不少重要的古玺。其第5页第二钮系阴文,共七字,在最近逝世的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书中编号为0101。故宫博物院叶其峰同志作《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一文,指出它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官玺,是正确的。我认为,这钮楚玺的文字应释为“江陵行宫夫人(钅尔)”,对研究楚国的制度和地理,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材料,缕述如下。     

《〈蜀道难〉新笺》质疑

安旗同志继《<蜀道难>新探》(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之后,又写了《<蜀道难>新笺》(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9期。以下简称《新探》、《新笺》),目的在于“识此诗的本来面目”。读过《新笺》,感到安旗同志所论,仍然和《新探》一样缺乏充分坚实的材料来证明其新说的可信和合理,很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谈谈我的意见。     

为民族文化寻根溯源--读蒋南华先生《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

癸未岁杪,回溯读过的书,有两部令我感佩莫名。一部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 0 0 1年版) ,另一部则是历法学家蒋南华先生的《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人民出版社2 0 0 2年版)。两部书分别着重从考古和历法两个路径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这对当前中国文化研究而言,套用黑格尔的话,它们可以说是一个“光辉的日出”。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现已成为国内国际学术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原因一是中华文明具有独立起源,即原创性,二是中华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世界其他的古代文明都先后中断了,唯独中华文明一直绵延…     

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

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曾经比较仔细地读过《晏子春秋》,并且从文学角度对它进行了一些探索,认为它写定于战国时代,是一部内容很丰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古典作品。后来,高亨先生写了一篇《<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收在《文学遗产增刊》八辑中),肯定了这部书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在1961年6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我读到吴则虞先生的《试论<晏子春秋>》一文,受到不少新的启发,但也感觉到有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下面,愿意把有关《晏子春秋》时代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与吴先生讨论一下。     

孔门先进弟子异同论——兼评《论语新探·先进异同考》

<正> 孔子之门,有同有异,论者古今不绝.近人赵纪彬在其《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第三版专列章节,分别以《先进异同考》和《后进异同考》为题,“考定孔门自始即有路线分歧与学派对立”. 孔门弟子有何异同?异同是如何表现的?同者为孔门增加了什么?异者在根本问题上是否与孔子形成对立?这里仅就《新探》所论“先进弟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做些具体分析. 一、关于子贡     

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需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拜读之下,有很多感想,现以宗法制度为例,提出来与杨宽先生商榷。《新探》“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章中,谈宗法制度的,有这么一段话:“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     

我和《管子》研究

我曾深入研究经济思想最为丰富的古籍之一《管子》。“文革”结束以后,我忙于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自己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则写入了《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册,不再作单独出版。 书虽然没有出版,可记的事情却很多,不妨谈几点最主要的。 通过对《管子》的潜心研究,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有的已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管子》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胡寄窗先生强调其代表商人的利益,我则认为代表封建国家的利益。我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在《学术月刊》1963年2月号,引发了一场讨论(在此以前,石世奇先生曾在《经济研究》1962年第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的质疑

黄永年先生近年发表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一文,力持《自述》原稿未被抽毁说。早在1982年钱远镕先生在《学术月刊》上也发表了《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求教二位先生和读者。一、黄先生提出的《自述》原稿未被抽毁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一)黄先生说:《自述》原稿,“如被抽毁过,必然会按照不同的抽毁方式留下不同痕迹,但在这个写有原稿的簿子上找不见任何痕迹。”如果其中某些整页被抽毁,则被抽去     

蒋祖怡著《郁达夫旧诗笺注》序

蒋祖怡先生是我敬仰已久的人,他的有关文章学的著作,如《章与句》(与他的父亲蒋伯潜先生合著)和《文章学纂要》,我老早就拜读过了。1984年,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九篇第五节评述几本谈论到辞格的文章学著作,也特别提到蒋氏父子的上述两种著作,并肯定了他们的论点。如《章与句》一书中说:“修辞学只告诉你一个     

李裕民先生《宋史新探》读后

《陕西师范大学学术文库》推出李裕民先生所著《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 999年版 ) ,捧读之后 ,获益良多。李裕民先生治学范围非常广 ,大的方面有古文字、宋史、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 ,古文字的研究相对独立 ,历史文献的研究与宋史、地方史志的研究相互贯穿 ,形成独特的研究风格。我上大学本科时 ,曾追随李先生学习古文字 ,故对这个领域的成就知道得多一些 ;在其他几个领域 ,则所知甚少。读先生的《宋史新探》 ,有许多篇竟是初次接触。通过对该书所收论文 2 2篇 ,一一细读 ,有许多收获。首先是领悟到 ,李先生有关宋史的研究视野广阔 ,…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黑格尔的“无”与马克思的“无”——兼与黄楠森、朱德生二先生商榷

<正> 黄楠森先生《当前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对当前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读后给人以启发。朱德生先生《谈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为我关系”的理解,很有独到之处。然而,这两篇文章在理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时出现了意见分歧。这     

让"生活"回归"历史"——评常建华教授《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

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常建华先生结合自己2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实践,回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出版了新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总结与思考。首先,该著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书中收录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中国社会史研究概况》、《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等重要文章,不仅厘清了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而且对当前社会史研究的最前沿的领域进行了深刻的…     

探索黑格尔哲学常青问题的新成果——读《思辨哲学新探》

<正> 近年来,我国关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论著颇丰,但着力于探索黑格尔哲学常青问题的专著并不多。王树人同志《思辨哲学新探》(1985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新探》,引文只标页码)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价值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的新问题新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绪论是全书最精采的一个部分,而其中谈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