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悲喜剧杰作——《四声猿》

徐渭《四声猿》之《狂鼓史》、《雌木兰》、《女状元》有一共同的"换装-脱装"结构模式。通过换装,剧情进入虚拟世界,脱装后回归现实世界。脱装时,悲声随之而起。《玉禅师》则写玉通和尚受迫害与反抗的故事。《四声猿》是一部悲喜转化,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即喜、喜即悲的独特的悲喜剧。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看中西戏剧审美观差异

本文通过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中西方两部名剧论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悲喜剧概念,分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西方戏剧悲、喜剧经渭分明,推崇悲剧,轻视喜剧。悲剧的效果是怜悯与恐惧,恐惧中有亢奋,怜悯中有崇敬。中国戏剧则是寓悲于喜,授喜于悲,亦悲亦喜,悲喜混杂。因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追求是和谐、平衡、匀称和统一。     

农耕与游牧交汇下中国古典戏剧的文类变异

以异质文明之间的影响为视域,以希腊悲剧"苦尾"为比较点,发现有两个重要原因导致中国悲剧出现"乐尾"现象。农耕文明中的乐感情结与苦难情结之间的内在张力为"悲身乐尾"的艺术结构提供了植生的土壤;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的强力作用下,原来的文艺在结构、秩序与功能上发生了变异。在文类形态上,中国出现了戏剧的"二度诞生",并产生了普世性的悲剧形态;在文类功能上,悲剧与哲学(宗教)共时地肩负起诠释与化解"人役"苦难的历史重任,哲学(宗教)与悲剧的"共时同台",化生出"悲身乐尾"的艺术式样。     

中西方古典悲剧结局之比较

中西方古典悲剧由于作家和受众的审美感受等原因的不同，在结局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西方古典悲剧是以崇高之大悲而告终，中国古典悲剧则是以满足民族心理的小喜而告终。     

从礼仪符号看先秦宗教的信仰形式

礼仪是由一系列体态、器物等符号表征的文化行为,是人类最早的社会规范形式.祭祀礼仪是宗教崇拜的原生形态,它比神话和神学教义有更强烈的感性激发力.周礼是西周宗法社会的产物,包括了礼乐文明形式化的宗法宗教.其中属于吉礼的仪式以昊天上帝、远祖神灵为膜拜对象,体现尚德的伦理宗教;而属于凶礼的丧葬礼则以近亲死亡为祭祀对象,体现着鬼神禁忌和死亡恐惧的原始潜意识.它们一起构成了等级化的宗法宗教,在我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人类学和宗教心理学角度对礼仪宗教形式进行探讨.     

科举废除百年后

一百年前,即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威赫赫凛凛然运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就此戛然而止,一道人类文明史上的制度奇观在内外交困中黯然拉上了历史的帷幕.在千百年的历史行程中,科举制以其特有的法力导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洋溢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而"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却渗透了名落孙山的悲苦和绝望.正是在这对人生或喜或悲的宰制中,科举制形塑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仪式中身体实践的认知性结构隐喻——以成吉思汗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嘎日利祭祀为例

仪式不仅具有对事件的个体记忆功能,也可以表述对于集体心智结构的认知记忆.仪式的这种认知性记忆除了通过语言来表达,更多的是以身体来展演.以仪式中身体实践的认知记忆作为理论切入点,通过对嘎日利祭祀仪式中身体实践结构与萨满神话和敖包祭祀的结构对比,可以认为,嘎日利祭祀所传承并延续下来的是萨满教信仰.     

彩调艺术中的巫傩文化因子

彩调艺术与广西巫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彩调演出是广西农村巫傩祭祀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娱神娱人的双重作用;彩调戏俗中一些驱邪求吉的祭神驱鬼仪式与广西民间的巫傩祭祀仪式十分相似;一些彩调剧目由广西民间的巫傩祭祀活动衍化而来,剧目中的一批神鬼戏是民间巫傩文化及其信仰的反映;彩调音乐与表演中也吸收了不少巫傩音乐和祭祀歌舞.     

悲喜并至 苦乐相错(上)——中国人审美情感发微

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崇尚多味 ,避忌单一。特别是作为审美情感主要形态的悲与喜 ,在艺术作品中总是彼此渗透、互补共生。多味性、相间性实为中国悲喜剧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古希腊赛会中体育竞技活动的仪式性特征

正人类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信仰"(faith)和"仪式"(ritual)。前者主要表现为系统的教义和经书,后者则表现为表达或实践这些信仰的行动。所谓"仪式",就是一套带有程式性的和可以重复的象征性行为。仪式可划分为世俗仪式和神圣仪式两大类,宗教活动仪式大多属于后一类。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各种"赛会"(agon)本身就是祭祀神灵的宗教节庆活动,带有强烈的宗教背景,而贯     

从汉字看古代的祭祀习俗

祭祀，是在人类有了较为系统的神灵观念以后才产生的原始信仰活动。在我国先民的心目中，祭祀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仪式，所以古人对于祭祀特别注重。《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礼是指吉、凶、军、宾、嘉，其中吉礼为祭祀的典礼，冠于五礼之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祭祀的种种习俗对我国汉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通过对一些汉字的分析解读，来探讨古代的一些祭祀习俗。一、从汉字看上古时期的人祭习俗商代的奴隶主贵族经常祭祀上帝、祖先和鬼神，以求得福佑。祭祀时除了宰杀若干牛羊以外，还要以奴隶为祭品。这种把人…     

悲喜并至 苦乐相错(下)——中国人审美情感发微

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崇尚多味 ,避忌单一。特别是作为审美情感主要形态的悲与喜 ,在艺术作品中总是彼此渗透、互补共生。多味性、相间性实为中国悲喜剧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中国古典悲剧的圆形结构

中国古典悲剧在情节结构上,大多呈现出一种苦乐相错、悲喜交融的曲线之圆。在情节结构上则往往由顺转逆,继而转顺,亦呈现出一种善恶惩报、悲欢离合的圆形,这也是中国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相区别的最基本的格局和最显著的特征。文章在分析中国古典悲剧圆形结构的成因时,注意到了传统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与作用。     

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

中国戏剧与世界各国的戏剧一样,是从乡村祭祀产生出来的。祭祀戏剧经过历史时间的推移然后才进化、上升为观赏性戏剧,中国戏剧便经历了从祭祀仪式演进为宋元观赏性戏剧的历史过程,这一说法有文献的依据,而且符合科学的普遍逻辑。宋元时期,北方戏剧比南方戏剧更富有祭祀性。王国维视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就是因为他重视悲剧,而元杂剧的悲剧性之所以产生,则需从当时镇魂祭祀的环境来说明。同样,明代流行以妇女为主角的家庭戏或女性冤魂戏,也和江南大宗族重视节妇的政策有关。如果把祭祀戏剧和观赏性戏剧的连续性打断,只把观赏性戏剧看作真戏剧,就无法说明戏剧的起源等带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从祭祀的自然环境和人间环境来看,戏剧一伏一起的结构也是从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传统的“中国学”(“汉学”)重视文献研究和高雅的文人文化,忽视或回避民俗学、基层社会的研究,不利于与世界学术的对话交流。     

中西古典戏剧宗教因素之比较

本文论述了中西方古典戏剧中的宗教因素。西方古典戏剧与宗教的共生现象,可分为三个阶段,互补并稳固、分道扬镳相互对立、补充对立取代;而中国古典戏剧与宗教的共生现象比较复杂,可以在儒教、道教、佛教中窥见其相互融合与渗透。较之西文古典戏剧,中国古典戏剧有更为明显的世俗和人情特点。     

从《王魏公集》看宋代的祭祀文化

北宋大臣王安礼著《王魏公集》中,收录了作者所撰写的大量宋代国家祭祀大典的祭文.这些祭文体式多样 ,内容丰富 ,祀神广泛 ,反映出宋代社会宗教祭祀仪式频繁举行的真实状况,显示其特有的济物利人的社会生活功能,体现出宋代宗教祭祀文化和谐共生的深沉意蕴.     

团圆亦带泪 谐谑总含悲--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中喜剧因素初窥

在扣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中国古典悲剧之中，绝大多数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喜因素，这是一剧个普遍而奇特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和深研。本文原本应该以整个中国古典悲剧作为研讨对象，不过，在中国古典剧作中，究竟哪些剧作属于悲剧，学术界至今并没有一个定论，也没有一个理论的支撑（比如关于《牡丹亭》是否属于悲剧，就颇有争议），所以本文仅以大家公认的中国古典悲剧的顶峰与代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作为研究的对象，探讨其中包含的喜剧因素，并由此看出中国古典悲剧的特色、长处及创作上、理论上的不纯粹与不成熟。一、古典悲剧中喜剧因…     

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与春社关系探析

本文以青海汉族"田社"习俗为研究对象,从名称与时间、祭祀神主和主题、祭祀场所与类型、祭祀仪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田社"与传统春社的关系。认为"田社"习俗是传统春社在青海汉族民间社会结合祭祖仪式的演化和变迁。     

古希腊悲剧文本中的狄奥尼索斯因素

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古希腊悲剧,在其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远离狄奥尼索斯崇拜:悲剧的主角是多种形态的酒神;悲剧的情节模仿了狄奥尼索斯的经历;悲剧的某些描写借用了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的术语;悲剧的政治含义延续和发展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政治作用。古希腊悲剧的发展渗透着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因素,始终是"献给狄奥尼索斯的演出"。     

唐末五代文人的"悲剧意识" 及其文艺转化

唐末五代文人的心灵普遍承载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是乱世之悲、亡国之悲、命运之悲和人格之悲。唐末五代文人消解悲剧意识的各种方式促使文艺彰显出独特的时代特点:入骨讽刺以发泄悲愤,由此形成唐末讽刺文学的高度繁荣;冷眼旁观以求平静,这给唐末诗文带来了清醒的哲理性和历史穿透性;皈依宗教与隐逸山林,由此造成唐末五代大量诗歌具有空寂色彩和淡泊情趣;沉湎酒色和世俗娱乐,唐末五代城市文艺的艳情化和世俗化与此是互为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