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商、行商风气日盛,大量商书刊行,凸现商人意识的觉醒与商业思想的发展.但由于"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营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使其并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最终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商业思想的发展也陷入转型困境.     

浅析“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影响深刻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从历史上看,最■“贱商”的是孟子,孟子把商人叫做“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篇》).“重农抑商”思想是在战国时期基本形成的,到秦王朝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在一些具体方法措施基本     

理想与现实的调和:传统职业观的前近代嬗变--以明清徽州为例

随着宋元明清时期形势的发展 ,治国平天下的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儒士和商人的传统职业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徽州的儒士和商人通过对义利的辩证转化、儒行的广泛实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重新诠释 ,模糊了士、商、农之间的职业差别并使之趋同化 ,提出了儒、商事道相通和农、商交相重的新观念。可以说 ,传统职业观正经历着前近代的嬗变     

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作出“元代对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士商关系,其实元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现实都可说是明清两代的滥觞。本文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经商之术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雄踞商界达三百年之久，与山西商人同执商界之牛耳。他们营商的足迹“几遍禹内”，所谓“山海无所不至”。徽州商人营商成功的秘袂，除了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以儒术饰贾事”，自觉地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也就是以儒道经商，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以外，高明的经商艺术亦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善于从古代商人那里汲取经商的有益经验，《史记·货殖列传》所总结的先秦商人范蠡、白圭的治生之学成了他们尊奉的圭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徽州商人经商之术也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封建主义“重农抑商”思想剖析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思想。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重农”,强调农业是根本,要以农立国;另一方面是“抑商”,认为商业是投机取巧,不是正业,它的发展会损害农业。封建社会的一切经济措施,都是以“重农抑商”这一根本思想为出发点,以达到这一目标为目的的。所以批判封建主义,必须对“重农抑商”思想进行剖析,才能肃清其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原因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部门,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因为小农是封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和兵源的主要来源。“国之彝伦,资于版籍”,所以检阅户籍,把小农控制在封建国家手中,一直是社会动乱之后统治阶级首先要抓的大事。如果“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通典·食货典》),国家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为了稳定     

西汉“抑商政策”辨析

西汉政府推行的“抑商政策”,学者大都认为是一种抑制商业的政策,并将其与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相配套,故有“重农抑商”之说。进而认为正是抑制了商业,才使农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才会跳出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只要全面、客观地研究西汉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西汉政府,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几代统治者,对待商业活动,如同对待农业生产一样,积极为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在西汉的经济史料中,都有明文记载。“利商政策”(笔者试把便利商业发展的政策称为“利商政策”)和“抑商政策”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如何正确理解西汉的商业政策,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的“抑商政策”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     

论王船山对商品经济的态度

学术界在探讨王船山商品经济思想时,有的同志认为王船山对于工商业的态度,“尚跳不出重农抑商的范围”;有的同志认为王船山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呼吸。我则认为王船山既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又突破了这一思想。这就是王船山对商品经济的矛盾态度。     

明清河南武安商人兴起的历史背景

武安商帮是明清时期形成的典型商人集团,在明清时期的河南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形成商帮有多种因素,武安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资源与物产,使这一地区具备了发展商业的物质基础,明初大量的移民,又使这一地区生齿日繁,而与之四方相邻的市镇的发展,集市的兴盛,社会经商观念的转变等因素,也使当地民众具有了一定的经营商业的理念,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等因素的多重冲击下,武安人才走上了商业贸易的道路。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的关系为视角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市场伦理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界对当时的商业活动的了解，而且对现实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一文主要通过对徽商结交官府、向政府申诉、子弟入仕的三种维权方式的阐述，对这些维权活动进行分析，讨论其是否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稳定、是否有利于徽商在市场上的长远发展。维权方式是维权意识的一种体现，而维权意识则是现代市场伦理的规范之一。     

无徽不成镇——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城市发展

崛起于明代中叶的徽商,凭借良好的文化素质、艰辛的开拓精神、灵活的经营方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独执商界牛耳三百余年、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徽商活跃在祖国的都市和乡镇,形成了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局面。徽商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丰富了城市多元的文化生活,在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谱写了多彩的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画卷。     

明清粤闽海商的贸易税收

明清时期 ,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商业税收 ,包括国内征收与海外征收两大部分。国内部分 ,明清时期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正常关税 ,或有从量税性质 ,按照海船容积载重量等作为计征标准 ,或有从价税性质 ,按不同商品价值价格征收不同的关税 ;一类为特殊关税 ,主要是地方政权及有关官员 ,巧立名目 ,征收各种特殊的商品附加税。总的发展方向是从过去的实物抽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货币征收为主。而海外征收的商业税 ,不同国家地区 ,不同时期 ,则有不同的税制 ,主要实行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两类 ,总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税率不断提高。明清时期粤闽海商的外贸商业税收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外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粤闽海商在中国与国际市场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宁夏平原水利兴修与水神信仰初探

明清旱灾频繁,地处内陆的宁夏平原亦不例外。官民一方面在前代的基础上兴修水利工程,另一方面为了心理慰藉的需要求助于水神,新建或重修相关水神庙宇。故明清两代,宁夏平原的水利工程与水神庙宇数量都大为增加。不同社会应对方式,应是明清宁夏平原旱灾严重时在官民行动和心理上的体现。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明清杂剧在山东的流变及特征研究

山东明清两代杂剧承继元杂剧余绪,顺应社会的发展,在思想上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和特征,在艺术上也呈现出了一些变化。明代杂剧在山东一度消沉,但也不乏闪光点,思想内容上凸现出反封建意识,艺术上更趋完美。清代杂剧在山东又显繁盛,其流变更加多彩。在思想内容上,儒家道统思想鲜明,人文气息浓郁;在艺术上,呈现出抒情色彩鲜明,语言典雅,文体精悍等特征。     

明清笑话结集的悲情特征

明清笑话结集者带着牢骚郁结的心态,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为动机,使笑话承担着"度世"的教化职责。这种弃正言而用小语的诉求方式满含无奈和悲情。由于化人难成,忿难蠲除,明清文人结集笑话的最终目标指向自娱,在遣兴娱情的观念下,笑话集的艺术性增强。     

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

集句诗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种杂体诗,是盛行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诗学游戏。然而这种诗学游戏在明清时代,却大量越界进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创作。这种现象曾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但从整个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集句诗与戏曲的全面融合,提升了戏曲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位,标志着民间戏曲迈向雅化、案头化的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回回人的“天房”意向: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与游学关系初探

本文详细梳理了明清时期回回社会游学与苏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在教派门宦这一特殊领域内回回人的"天房"意向。本文认为明清时期回回社会的游学促使了苏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教派门宦的建立,教派门宦建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游学的发展,无论是教派门宦的创立还是教派门宦创立之后的举措都明显地体现出回回人的"天房"意向,即努力保持与伊斯兰教发源地"天房"之间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