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地区民间叙事诗的口头程式特征

青藏地区各民族的民间叙事诗具有口头诗歌高度程式化的特点。本文借鉴西方口头程式理论和中国民间叙事诗研究的方法和思维角度,从程式化的叙事结构、语言、故事类型、修辞、主题或典型场景等方面对青藏各民族民间叙事诗的艺术特征进行尝试性的分析与探索。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感兴诗歌的创作模式和审美理想

感兴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的重要范畴，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生模式的一种，以审美主客体相触瞬间达到和谐交融、物我同一，进而产生创作灵感，形成以文学意象为特征而区别于哲理诗、叙事诗的抒情模式，它的创作分审美感知及审美兴发两个阶段，感兴诗歌以追求形神兼备、含蓄...     

唐赋叙事与修辞

从中国文学史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角度考察,唐赋似乎应归属抒情传统.然而,唐赋又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唐赋,特别是唐律赋,以辞藻华美著称,修辞在唐赋叙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修辞本身与叙事有着密切关系.从“叙事如何运作”的层面看唐赋赋前小序,作为赋的副文本,或为纪事,或如寓言,几乎都是有助于赋之主题阐释理解的叙事文章.而唐赋作家又往往运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技巧来叙事,从而在赋的修辞与叙事之间建立起一条紧密相连的通道.     

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传统歌谣

中国传统歌谣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集体加工的方式逐渐萎缩,不等于中国传统歌谣消失,中国传统歌谣对中国诗歌、音乐、舞蹈、曲艺的影响是深远的。“美”与“刺”是中国传统民谣的两种基本表现手法,这两种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民谣中有所延续。中国传统歌谣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没有把西方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中国不应在全球化浪潮中丢掉其民族风格特征。     

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

穆旦诗歌对抗“古典”的背后,依然有“古典”传统因子的强劲渗透和内在传承。它执着于“此岸”关怀,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充满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它从未放弃对抒情性的坚守,并确立了知性化的“新的抒情”模式;它体现了诗人对艺术“形式感”的先在自觉,注重形式和语感,承继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抒情方式,追求语言的含蓄凝练。     

诗话与古典诗歌的语境——中国古代诗话的现代阐释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先秦到明请的两千多年中,诗歌始终是处在文学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核。乙位置上。古典诗歌的繁荣不仅仅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繁荣,而且也意味着诗歌接受活动的繁荣。创作活动的繁荣可以通过创作出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与作者的情况反映出来,而接受活动的繁荣则是由诗歌的传播与关于诗歌的话语表现出来。传统的文学史或诗史实际上是作品史或创作活动史,关于诗歌接受的问题通常是归入了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这种切割文学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否有价值姑且不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来说,显然造成了对诗歌接受活动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具体地说,就是对“诗话”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     

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情结

“土地情结”作为“乡土中国”的文化特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五四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启蒙者的思想诉求,故重“乡”轻“土”;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叙事,是为了满足革命者的政治诉求,故重“土”轻“乡”;抗战文学的乡土叙事,则是为了满足中华民族的情感诉求,故既重“乡”又重“土”。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乡土情结”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创作主题。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苗族书面文学漫评

一苗族文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苗族作者在解放后创作的书面文学,一是现代(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民间口头创作的新歌谣和新传说故事,一是古代和近代传统的民间口头文学。其中,书面文学的产生,是苗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的新标志,也是祖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迎春开放的一朵新花。这里所说的书面文学,是指苗族作者用汉文创作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说唱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苗族没有文字,当然也就不存在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事。即使是使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解放前也没有发现过。因之,苗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完全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阿欧怜儿”的程式和主题

程式与主题是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中的两个概念,用以分析口头诗歌的编创技巧.阿欧怜儿是西北民歌"花儿"中"洮岷型花儿"的一个类别,以演唱中歌者的即兴创作见长.阿欧怜儿的程式包括其韵文程式、词句程式和衬词程式;按照民众的分类习惯阿欧怜儿有四大演唱内容:好花儿、傻花儿、心痛花儿和佛爷花儿;这些类似于洛德所说的口头传统的话题,在这四大话题下每一类又各有若干主题.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写意传统

中西文学具有不同的传统。西方文学重叙事和写实,中国文学重抒情和写意。抒情传统加强了中国古代文学以情动人的力量和诗情画意之美,体现了文学是作者感情的自由展现的本质;写意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简洁精炼和含蓄隽永、生动传神之美。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写意传统表现了它的先进性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美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典美感和西方美感的融合——评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天瓢》和《青铜葵花》

曹文轩于2005年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天瓢>和<青铜葵花>,是他追求美学艺术的代表作.作者一面把中国传统的唐诗宋词的格调和意象化到作品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美学意蕴.但是另一面.他又把西方小说的一些写作技巧融入小说的主题中,由此创作出中国古典美感和西方现代美感相融合的佳作来.     

孤独的高蹈——论孙犁的民族性文学追求及其革新意义

文学的民族性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本体性特征,它形成一国的文学传统,而文学传统固有的排它的惰性,使我们不能将民族性视为一个凝固的存在,而只能将其视为一个过程。民族性的进展,就是不断现代化的更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犁在民族性追求中具有同时代作家所缺乏的革新意义。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偏于抒情,追求诗美;继承"诗言志"传统。另一方面,他的民族性追求中掺合进了现代性因素。不仅风格内容上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并且自觉运用西方灵活多样的形式。孙犁以独承诗骚传统并具现代性的特质,在五六十年代大批承传叙事传统的作家群中成为一种孤独的高蹈。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

心理学、哲学和文学的意识流理论出自西方 ,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意识流小说在西方取得了极高成就 ,但是意识流无论作为人本身的精神特质 ,或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意识流技巧在以抒情为特质的诗歌中更容易被充分采用。本文以现代理论观照中国古代作品 ,用比较的方法 ,以大量的事实从逻辑和学理两方面充分证明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不但存在 ,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为精妙的、相当完备的意识流技巧和意识流形式 ,本文作者将其划分为顺流、环流、向心流、混流等 4种基本形式。中西意识流在创作和理论方面是相同相通的 ,意识流是中西文学的深层问题 ,反映了人类思维和世界文学的某些共同本质。意识流这一概念对清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有着宏观的透视作用     

关于《金锁记》的叙事学研究

《金锁记》呈现多维的叙事学特点,即中国抒情主义叙事传统,西方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和中国现代小说话语的参照系统。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性与西方写实主义的真实性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主题性对文本叙事的渗入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力量。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