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符的社会观

略论王符的社会观宋德宣王符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秦统一中国使封建社会全面确立，西汉推动封建社会巩固发展，到了东汉，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土地集中、农民与地主对立──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地主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到处建立田庄与坞堡，农民一步...     

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作为人民主体的广大农民,不但艰苦勤奋,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灿烂文化,而且每当封建统治腐败、赋役苛重、生产破坏、社会动荡不安、面临崩解危机的时候,他们还千百次地武装起义,英勇反抗,打击以至颠覆了当时腐朽残暴的统治,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受到了广泛重视和认真研究,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思想     

关于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几点再认识

近几年来,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争论中,一度出现否定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模糊观点。笔者结合学习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述,仍然深感是正确的。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农民战争的爆发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斯大林说:“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     

黄巾起义与曹操的法家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农民斗争到资本主义萌芽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

我对中国封建社会有一种想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象马克思所说的西欧的纯粹封建社会,而是一种具有弹性的封建社会,它是早熟而又未成熟,有发展而又有迟滞的社会。但它绝不是长期沉睡的,也和其他国家一样,会按照共同的历史规律走上历史的道路。为着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曾经就封建土地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现在我想就中国农民斗争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道路来论证中国是个具有弹性的封建社会。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的条件下,要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相当困难的。特别中国这个弹性的封建社会,由于它早熟又未成熟的历史特点,要冲破它的束缚颇为不易。所以我仍认为阶级斗争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便必须从明清时代的农民斗争谈起。     

论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

关于社会发展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以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1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一般地说,人们都是肯定的;但是,当运用这一基本观点来解释某些具体历史现象的时候,就不是所有的论者都赞成的了。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的农民战争“太多”,“破坏过甚”,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也有人认为农民的政治作用“往往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明清史部分几个经济问题的意见

现在我想单就尚钺同志“中国历史纲要”第六章中所提及的几个经济问题表示一点意见: 尚钺同志这书的第六章是专论明代以及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情况的。就中国的封建时期历史来说,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时代的历史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的历史。在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末期”,就在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这种“萌芽”并且发展起来,终於否定了固有的封建社会,产生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我们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封建社会後期虽然也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这种“萌芽”发展得很缓慢,以致一直到外国资本侵入以前,中国还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从外国资本侵入後才逐渐地发展起来的。为什麽中国的“资本主义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从王安石变法谈法家进步作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五八八页)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法家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由于他们在同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斗争中,提出了一条革新路线,一定程度地揭露和反对了当时最腐朽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然     

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回顾和反思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原理,马克思提出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三个科学论断既各具独立涵义,又彼此紧密关联,构成统一的整体。我国解放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贯彻执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教劳结合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因此,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对我国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情况进行历史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必将一七益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     

再现“贞观风范”的历史画卷——简评吴枫、常万生著《治世沧桑》

贞观年间(627—649年)的初唐社会,在“旷世英主”唐太宗的治理下,很快出现了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国威远播、万国来朝的治世气象。以唐太宗为首的执政核心,在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之后,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从统治集团     

王船山的土地及赋役论

<正>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其思想精深浩翰,影响深远。本文就其土地及赋役论,作一粗略的探讨。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赋役问题一直是构成社会矛盾的中心问题,也是历史上思想家们争相议论并感到困惑而难以解决的课题。王船山继承了前人的一些主张,考察了中国土地斌役问题的源流,批判了企图使历史倒退的遵循“先王之制”的思想,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清代实物定额租制的发展变化

<正> 封建地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实现,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对清代地租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社会结构的认识。本文将着重考察实物定额租制在清代的传布及其呈现出的诸种形态。一实物定额租制,是从实物分成租制发展来的,分成租制在早期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愈到后来,它压抑佃农生产积极性的一面     

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之我见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史学界争论较久的问题之一。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不但有助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历史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发展,也将会起积极的推进作用。在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探讨中,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看法,但总的来说,大体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推进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因而农民战争破坏和阻碍了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虽然在理论和立论的史实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依据,但都难以说服对方,使看法逐步一致起来。这是因为,虽然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对外是一种封闭     

李自成起义是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革命始终是围绕着求政治平等和经济均平而展开,而这种平等的要求归根到底反映了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的革命是土地革命,其深刻原因主要是封建社会乃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因此,当农民战争把对土地的要求以纲领、口号的形式鲜明地写在战旗上的时候,也就表示了旧式农民革命最高峰的到来.但是,作为小生产者和私有者的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包括土地在内的经济平均主义变为制度.无法真正实现“均田”这一理想,这其中的因由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历史的局限”.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是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而非太平天国革命.这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社会条件与旧式的农民起义已有了诸多的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民思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多少少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观念;其用基于一神教宇宙观的拜上帝会去进行革命准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也与旧式的农民起义利用宗教点燃群众造反情绪大不一样;更主要的是它把”平分土地”的要求制度化为《天朝田亩制度》,这就不是旧式农民起义所能达到的高度，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的先声。本文拟从讨论农民战争的阶段入手，具体论述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     

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农民战争

<正> 所谓从宏观角度看农民战争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把农民战争放在封建社会的广阔背景上,从封建社会的基本规律出发,去把握这种历史现象。特别注意社会基本规律对它的制约作用;二是从中西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作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内在规律中国农民战争次数之多、声势之大、斗争之壮烈,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这一点已为史家所公认。照以往的“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断进行逻辑推理,中国应该较早地结束封建制度,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历史事实却恰好相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思想初探

农民阶级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它伴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产生,其经济地位、政治态度。思想状况又因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发展变化着。 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意识形态问题,过去有不少同志从不同方面进行过研究,如农民阶级有没有“皇权主义”、农民的革命思想和宗教的关系、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等问题。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认为也出现过一些偏向,比如有的把古代的农民阶级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等量齐观,因而推崇过高;也有的夸大农民阶级保守落后的一面,甚至把农民起义也视为破坏社会生产力、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因而贬抑过甚,这种观点都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有继续加以探讨和研究的必要。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