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新变化及其民主调适

互联网新媒体给西方政治参与带来诸多变化,深刻改变其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营,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选举等应运而生,公民运动也在互联网社交新媒体的触发下呈现出诸多不同特点。西方政府和政党重视互联网的政治传播价值,重视互联网的政治作用与功能的发挥,针对性地利用新媒体来竞选、施政,并把信息媒介技术运用到政党选举、政府执政及社会治理。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进行的政治调适,对于激活民众参与、修补西方民主赤字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也具有局限性,由于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的渗透和控制日益加剧,西方的民主政治危机和民主病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利用而根本改变。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基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视角

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下,传统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不断暴露,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囿于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监管框架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面临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稳固、新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深受内外双重压力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等诸多障碍,中国须夯实国内经济基础、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发展,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积极参与构建符合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中西方情境中的互联网与民主——一项海外文献考察

互联网和民主的关系在海外学术界充满争议。通过梳理该论题最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西方民主国家，主要关注互联网能否促进和完善现有民主制度的功能，研究的议题包括数字民主的界定、互联网能否推动民主（化）、网络投票的争论、互联网与公民领域的重建以及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过，随着中国网民人数的倍增，海外观察家对中国互联网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除部分研究者关注政府的互联网管制外。更多研究者关心互联网对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政治过程，为中国民主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之，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互联网与民主关系在中、西情境中有各自的面向。     

食品安全国际多边合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全球化使国际社会多边治理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必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食品安全多边治理,然而现有多边治理存在着治理目标失衡、治理的脆弱性、治理分散和无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改革、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重视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多边治理。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多边合作,因此国际多边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对内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对外要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多边合作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互联网公共论坛与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和对策

协商性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互联网公共论坛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方式,承载着公民的民主理想,这种立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的、全面的参与和沟通的可能性。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的公民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并通过互联网的公共论坛及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且与政府发生互动。本文通过对中国主要网站公共论坛的考察,认为,公共论坛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公共协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和制度规范,通过官、民双方的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城市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提高研究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领域具体实践的缩影。作为决定城市治理效能的深层次要素,政府公信力内在契合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审视城市治理过程,提高政府公信力仍存在服务意识弱化、行政行为失范、市民参与不足与政府回应不畅、信息不对称与新媒体语境下话语权弱化、政策制定与执行偏离公正准则等多重阻碍。对此应当追根溯源,从服务、法治、民主、透明、公正五大基本理念出发,全方位提高城市政府公信力,以期有效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三重维度的角色分析

由于各专门领域内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专业性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渐凸显。就中国对外战略而言，专业性国际组织在构建软权力、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拓展多边外交方面具有三重维度的不同角色。在构建软权力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软权力基础。在参与和塑造国际机制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各专门领域内的国际机制载体。在拓展多边外交方面，专业性国际组织是中国对外战略不可多得的多边外交平台。专业性国际组织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由此凸显。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从信息经济学视觉看,治理民主相比西方选举式民主更强调选举之后的权力监督和治理绩效,强调通过各种透明类举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单纯的"西方选举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要求。"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嵌套博弈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博弈,而是嵌套在其它博弈之中。农村基层现有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使参与人的策略受上级政府偏好的约束。这种嵌套形成了实质上的政府单边治理机制,这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效率不足的主因。农村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要求不同的主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治理。改革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决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新的博弈结构。在改变后嵌套博弈中,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产品治理的积极性,他们与基层政府、上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效率。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多边主义理论与多边主义外交:关于制度与政策的研究

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多边主义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两个层面的繁荣。多边主义作为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意义不在于多边的形式,而在于其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这三个基本特征。多边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非国家行为主体和广大社会力量日益成为推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新生力量,而其治理方法则越来越倾向于跨领域、多维度的综合治理。利用多边主义理论进行国别外交政策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不同国家多边主义外交的成分和特点。     

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

从比较的视角和技术的层面看,利益综合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过程诸环节上最显著的分界点.中国的利益综合是一个多方参与、多渠道输入、多层级过滤、综合平衡考虑多方利益需求的有序化统合过程.目前西方政治学中的利益综合分析模式无法解释这一过程.从理论上讲,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将进一步拓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国化.从实践上讲,这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中国政治特有的过程优势并不断改进政府过程,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在政府过程中进一步规范党政关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于政府实际运行过程的认知度,增加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     

城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参与式预算刍议

参与式预算是目前世界上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一种潮流趋势,其所开启的“公众参与”民主管理模式,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政府,还包括一个受过良好民主训练,负责任,自信的公民社会机体,二者将一道去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与利益纠葛,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尽管相比欧洲和拉美各国,我国进行参与式预算的条件并不成熟或先天不足,但这并不能阻挡我们去接纳、尝试、使用这一在世界各地都行之有效的治理工具.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

国际体系应由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三个部分组成,可依此之维度作为考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程度和范围的指标,进而运用这些指标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及其特点.目前,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呈全面迅速的基本态势,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在不同领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不同,发展不平衡;今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还将持续,并面临社会层面对接的巨大挑战.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     

跨越潜伏期:对中国社会利益团体现象的初步认识

当前不同行业间的竞争和游说政府、房地产问题中的多方博弈等一系列事件显示:中国的利益团体现象已经跨越潜伏期,成为一种事实.虽然,目前利益团体还处于初始阶段,与西方国家的压力团体有明显的区别,但它们以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并影响社会政治生活.利益团体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明确对待利益团体的基本思路,并制定相应对策,以消除、制约其负面影响,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地方治理层面上是可行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间组织的成长、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以及基层政治组织自治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实现机制。各地方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创新公民参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参与的配套制度,拓展公民...